火炮试射成功的消息，在冉闵和王猛的联合严令下，最初被严格控制在极小的核心圈子内。格物司所在的山区被划为绝对军事禁区，增派重兵把守，所有参与研制的工匠、学者、士卒均被要求签署最严格的保密文书，并暂时被“保护性”地限制在格物司范围内活动，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
然而，如此巨大的动静——那声如同天罚般的轰鸣，加之皇帝和王尚书一反常态地频繁秘密出城前往东北方向，以及军器监格物司异常的资源调配（大量采购优质铜铁、木炭、硝石等），终究难以完全瞒过建康城内那些嗅觉敏锐如狐的官员和各路有心人。一时间，各种猜测、议论和小道消息在朝堂上下、市井坊间悄然流传，愈演愈烈。
“听闻陛下在城外秘制一种能引动天雷的武器？一声巨响，山崩地裂！”
可不是！我家有个远房亲戚在将作监当差，隐约听说调集了全国最好的铜匠和铁匠，日夜赶工，好像在造什么‘雷神炮’！
莫非是前朝记载过的‘霹雳炮’之类？但听那日远远听到动静的人说，威力不可同日而语，简直如同鬼神之怒！
王尚书和张翰林（张翰）整日神神秘秘，所图定然不小！恐怕是要用来对付……说话之人往往到此噤声，留下无限遐想。
各种版本的流言在私下里交头接耳地传播，但无人敢在公开场合正式询问。毕竟此事涉及最高军国机密，打探过甚，难免惹祸上身，甚至被皇城司请去“喝茶”。大部分官员抱着强烈的好奇、观望和一丝不安的态度。
但也有一些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念，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与排斥。
primarily是一些思想保守、恪守儒家“重道轻器”传统的文官，尤其是部分江南出身的清流言官。他们秉持着“仁义为本，奇技为末”的观念，对于这种依靠“奇技淫巧”、甚至带有浓重“方术”色彩的东西，本能地感到排斥和忧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者，弓马刀剑，堂堂正正之师，凭的是将士勇力与统帅谋略。岂能倚重此等魑魅伎俩？有伤天地祥和，恐非国家之福！非圣主之所为也！一位以耿直敢言着称的老御史在私邸中，对几位门生故旧如此叹息，忧心忡忡。
听闻此物声响如雷，烟焰蔽日，岂是王道之所为？长此以往，只怕人心趋于诡诈，争相钻研此等杀戮之术，非是教化之幸，实乃礼崩乐坏之始也。
甚至有人暗中上书，引经据典，以“敬畏天道”、“勿近妖器”、“宜修德政以服远人”为由，委婉地劝谏皇帝应专注于仁政教化、砥砺士人气节，而非沉溺于此等“末流之术”，以免玩物丧志，甚至遭致天谴。当然，这些奏疏都被王猛默契地留中不发，并未呈送至冉闵面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军方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和微妙。慕容翰、董闰、姚襄等高级将领，通过各自在朝中或军中的渠道，或多或少听到了一些模糊的风声。他们最初是怀疑和难以置信，继而是震惊和困惑，最后则是一种混合着强烈好奇、对未知力量的隐约敬畏，以及一丝自身价值可能被挑战的担忧的复杂情绪。
作为沙场老将，他们的荣誉、地位和战术体系，都建立在传统的冷兵器作战模式之上。他们深知一种能够远程摧毁坚固防御、大规模杀伤敌军、极大震慑敌胆的新型武器意味着什么。这可能会彻底改变攻防战的逻辑，使得他们赖以成名的骑兵冲锋、步兵结阵、城池攻防等传统战术受到巨大甚至颠覆性的挑战。
若此物真如传闻所言，威力巨大，射程超远，慕容翰在洛阳自己的军府中，与几位心腹部将私下讨论时，如此感慨，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与审视，那日后攻城拔寨，或许就不再需要填埋壕沟、架设云梯、蚁附攻城，徒耗无数性命了？两军对垒，或许阵型未接，便已胜负已分？
将军，即便如此，有忠心部将宽慰道，但也难掩心中的不确定，两军终须对阵，临阵决断、将士用命、士气高低，仍是关键。奇器虽利，岂能尽恃？终究是死物，还需活人来用。话虽如此，但每个人心中都明白，有些东西，可能已经不一样了。
董闰在朔方收到京城旧友隐晦的来信提及此事，心情更是复杂难言。他算是间接引发了此事（源于他那份关于弩机事故的奏报），却万万没想到会发展出如此惊人的、可能改变战争形态的结果。他既期待这种新武器能极大地增强边防，减少儿郎们的伤亡，又担心其不可控的威力与可能带来的战术乃至战略层面的依赖。
朝野上下，因为这尚未正式公开、却已传闻四起的“秘器”，暗流涌动，各种心态交织：好奇、期待、兴奋、排斥、忧虑、恐惧……
冉闵和王猛对于这些或明或暗的反应，心知肚明。他们知道，火炮的存在不可能永远保密，迟早要公之于众，并纳入帝国的军事体系，形成战斗力。但在那之前，需要先解决几个关键问题：一是进一步完善火炮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初步的量产工艺；二是要统一内部思想，尤其是军队核心高层的认识，消除其疑虑，将其转化为助力；三是要为这种新武器找到合适的战术定位，与现有军事体系融合，而非简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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