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炮试射成功的消息,在冉闵和王猛的联合严令下,最初被严格控制在极小的核心圈子内。格物司所在的山区被划为绝对军事禁区,增派重兵把守,所有参与研制的工匠、学者、士卒均被要求签署最严格的保密文书,并暂时被“保护性”地限制在格物司范围内活动,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
然而,如此巨大的动静——那声如同天罚般的轰鸣,加之皇帝和王尚书一反常态地频繁秘密出城前往东北方向,以及军器监格物司异常的资源调配(大量采购优质铜铁、木炭、硝石等),终究难以完全瞒过建康城内那些嗅觉敏锐如狐的官员和各路有心人。一时间,各种猜测、议论和小道消息在朝堂上下、市井坊间悄然流传,愈演愈烈。
“听闻陛下在城外秘制一种能引动天雷的武器?一声巨响,山崩地裂!”
可不是!我家有个远房亲戚在将作监当差,隐约听说调集了全国最好的铜匠和铁匠,日夜赶工,好像在造什么‘雷神炮’!
莫非是前朝记载过的‘霹雳炮’之类?但听那日远远听到动静的人说,威力不可同日而语,简直如同鬼神之怒!
王尚书和张翰林(张翰)整日神神秘秘,所图定然不小!恐怕是要用来对付……说话之人往往到此噤声,留下无限遐想。
各种版本的流言在私下里交头接耳地传播,但无人敢在公开场合正式询问。毕竟此事涉及最高军国机密,打探过甚,难免惹祸上身,甚至被皇城司请去“喝茶”。大部分官员抱着强烈的好奇、观望和一丝不安的态度。
但也有一些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念,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与排斥。
primarily是一些思想保守、恪守儒家“重道轻器”传统的文官,尤其是部分江南出身的清流言官。他们秉持着“仁义为本,奇技为末”的观念,对于这种依靠“奇技淫巧”、甚至带有浓重“方术”色彩的东西,本能地感到排斥和忧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者,弓马刀剑,堂堂正正之师,凭的是将士勇力与统帅谋略。岂能倚重此等魑魅伎俩?有伤天地祥和,恐非国家之福!非圣主之所为也!一位以耿直敢言着称的老御史在私邸中,对几位门生故旧如此叹息,忧心忡忡。
听闻此物声响如雷,烟焰蔽日,岂是王道之所为?长此以往,只怕人心趋于诡诈,争相钻研此等杀戮之术,非是教化之幸,实乃礼崩乐坏之始也。
甚至有人暗中上书,引经据典,以“敬畏天道”、“勿近妖器”、“宜修德政以服远人”为由,委婉地劝谏皇帝应专注于仁政教化、砥砺士人气节,而非沉溺于此等“末流之术”,以免玩物丧志,甚至遭致天谴。当然,这些奏疏都被王猛默契地留中不发,并未呈送至冉闵面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军方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和微妙。慕容翰、董闰、姚襄等高级将领,通过各自在朝中或军中的渠道,或多或少听到了一些模糊的风声。他们最初是怀疑和难以置信,继而是震惊和困惑,最后则是一种混合着强烈好奇、对未知力量的隐约敬畏,以及一丝自身价值可能被挑战的担忧的复杂情绪。
作为沙场老将,他们的荣誉、地位和战术体系,都建立在传统的冷兵器作战模式之上。他们深知一种能够远程摧毁坚固防御、大规模杀伤敌军、极大震慑敌胆的新型武器意味着什么。这可能会彻底改变攻防战的逻辑,使得他们赖以成名的骑兵冲锋、步兵结阵、城池攻防等传统战术受到巨大甚至颠覆性的挑战。
若此物真如传闻所言,威力巨大,射程超远,慕容翰在洛阳自己的军府中,与几位心腹部将私下讨论时,如此感慨,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与审视,那日后攻城拔寨,或许就不再需要填埋壕沟、架设云梯、蚁附攻城,徒耗无数性命了?两军对垒,或许阵型未接,便已胜负已分?
将军,即便如此,有忠心部将宽慰道,但也难掩心中的不确定,两军终须对阵,临阵决断、将士用命、士气高低,仍是关键。奇器虽利,岂能尽恃?终究是死物,还需活人来用。话虽如此,但每个人心中都明白,有些东西,可能已经不一样了。
董闰在朔方收到京城旧友隐晦的来信提及此事,心情更是复杂难言。他算是间接引发了此事(源于他那份关于弩机事故的奏报),却万万没想到会发展出如此惊人的、可能改变战争形态的结果。他既期待这种新武器能极大地增强边防,减少儿郎们的伤亡,又担心其不可控的威力与可能带来的战术乃至战略层面的依赖。
朝野上下,因为这尚未正式公开、却已传闻四起的“秘器”,暗流涌动,各种心态交织:好奇、期待、兴奋、排斥、忧虑、恐惧……
冉闵和王猛对于这些或明或暗的反应,心知肚明。他们知道,火炮的存在不可能永远保密,迟早要公之于众,并纳入帝国的军事体系,形成战斗力。但在那之前,需要先解决几个关键问题:一是进一步完善火炮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初步的量产工艺;二是要统一内部思想,尤其是军队核心高层的认识,消除其疑虑,将其转化为助力;三是要为这种新武器找到合适的战术定位,与现有军事体系融合,而非简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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