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庙前象征“多元一体”的旗帜仍在晴空下高高飘扬，《华夏颂》那凝聚人心的余韵似乎还在建康城的上空萦绕未散，另一项关乎文明传承与未来走向、其意义或许更为深远的重大工程，已在王猛的亲自擘画下，于建康城内悄然启动，紧锣密鼓地展开。
地址选在了原本属于某位获罪江东门阀（因其积极参与抵抗而被抄家）的一处巨大园林宅邸。这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曲水回廊幽静雅致，内部藏书颇为丰富，环境清幽宜居。如今，它被冉闵一纸诏令征用，改建为“文华阁”。其定位，远非简单的藏书楼，而是集典籍收藏、整理、校勘、编纂、研究、着述乃至教育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文化机构，堪称冉魏王朝的意识形态大脑和文化心脏，肩负着梳理历史、整合文化、确立正统、启迪未来的神圣使命。
王猛亲自担任文华阁的首任主事（或称阁主）。在他看来，统一战争接近尾声，军事上的征服已然完成，但文化上的整合、意识形态的重塑与建设，是更为漫长、更为艰巨，也更为根本的任务，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战场上的决胜千里。欲灭其国，必先亡其史，欲兴其邦，必先正其名，铸其魂。文华阁，便是这“正名铸魂”的核心所在。
连日来，大量的典籍、文书、档案、图册，从几个方向源源不断地、如同百川归海般运入文华阁。有从洛阳、长安等北方旧都精心搜集、保护而来的珍贵文献，有缴获的江东负隅顽抗门阀的私藏（其藏书被充公，视为战利品，也是文化财富），也有接收的原东晋宫廷和官府的部分档案（经过严格筛选，去芜存菁）。马车辚辚，挑夫往来，将一箱箱、一捆捆、一摞摞的竹简、木牍、帛书、纸册，小心翼翼地送入那些被打扫干净、重新布置、洒满防虫药粉的楼阁、库房之中，空气中弥漫着陈年墨香、淡淡霉味以及新刷油漆的混合气息。
文华阁内，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来自北南两地、被征召或自愿前来的文士、学者、胥吏，在王猛的统一调配和严格管理下，进行着初步的、却至关重要的整理工作。他们需要将这些来源各异、版本纷杂、真伪莫辨、年代不明的海量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详细的登记、严谨的校对、精心的修补。划分区域，各司其职，有的负责经史，有的负责子集，有的专攻律法兵书，有的整理地方志乘。
王猛并未安坐于宽敞明亮的主事厅，而是整日穿梭于各个书库和整理间，青衫磊落，步履匆匆。他时而拿起一卷残破的竹简，借助放大镜仔细辨认上面模糊的古文字迹，与身旁的老学者低声讨论；时而与一位来自江东的博学之士争论某篇文献的年代真伪，引经据典，条分缕析；时而又对典籍的分类方法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要求既要遵循传统经史子集的框架，又要根据实用性和新朝理念进行适当调整。事必躬亲，严谨细致，目光如炬。
在一间堆满帛书和纸册的库房内，王猛指着一卷材质、笔迹略显可疑的帛书，问身旁的一位以精通古文经学着称的江东老儒：“此书，可是伪作《古文尚书》中的篇章？”
老儒戴上老花镜，仔细摩挲帛面，辨认字迹文气，半晌，躬身恭敬答道：“王尚书明鉴，此确为伪篇，文气孱弱，与真篇之古朴浑厚迥异，当是魏晋间人伪托。”
“嗯，”王猛点头，并不意外，“伪篇亦有其价值，可窥当时之学风与作伪手段。然需标注清楚，不可与真经混淆，以免贻误后学。可另立一库，或单独设架，存放此类存疑或已考定为伪托之书，但需详细注明考辨过程与依据，以供研究者参考。”
他又走到另一处，看到几个来自北地和江东的文士正在争论如何处理一批抄没来的江东士族私人笔记、诗文集和往来信札。
“此等文字，多浮华空洞，阿谀奉承，互相标榜之作，于国于民无益，留之何益？徒占地方！”一个性格刚直的北方来的文士不屑地说道，主张精简。
“不然，”一位原东晋的学士摇头反驳，据理力争，“其中亦不乏记录当时风土人情、官场生态、物价变迁者，虽文笔不佳，然细节颇丰，可为后世史家之参佐，补正史之不足。岂可因文废言，一概弃之？”
王猛听了，沉吟片刻，做出了决断：“兼收并蓄，但需甄别。诗赋文章，择其词采斐然、意境高远、或有史料价值者留存，以观江东文风之变迁。笔记杂录、往来书札，确有史料价值者，单独归类，标注‘杂史’或‘笔记史料’。其余平庸碌碌、毫无价值之作，可暂存于次要库房，不必急于销毁，留待后世学者评判，或可作为反面教材。文华阁，当有海纳百川之胸襟，亦需有明辨精华之眼光。”
他的处理方式，既体现了其务实高效的风格和长远的学术眼光，也展现了新朝的文化气度：既不盲目排斥前朝文化，也不全盘接受，而是试图从中梳理出有益于新朝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和历史研究的精华，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未来的文化大一统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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