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城破，桓温身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彻底结束，更意味着一个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的开始——如何消化这片新征服的土地，如何安抚惊魂未定的人心，如何将荆州真正纳入大魏的统治体系，并以此为跳板，图谋更广阔的江东。这不仅是军事占领，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整合。
冉闵深知此中关节，他将这一重任，主要交给了运筹帷幄的王猛。他自己则坐镇江陵，以赫赫武功稳定大局，宣示新朝的权威，同时震慑潜在的宵小和南方可能出现的零星反扑。王猛在此刻，展现了他不仅是算无遗策的战略家，更是眼光深远、手腕灵活的政治家和行政官。他雷厉风行，却又并非一味强硬，采取了刚柔并济、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首先是对旧有势力的处理，此乃稳定之基。对于败军之帅桓温，冉闵展现出王者气度，下令以公爵之礼予以妥善安葬，承认其作为对手的地位、才能与气节。此举意在安抚原晋军降卒中对其尚存念想者，也给江东士族传递一个信号：大魏重才，亦敬英雄。对于数量庞大的投降晋军将士，则进行细致甄别：普通士卒，愿意留用者，打散原有编制，混编入玄甲军或地方守备部队，一视同仁；不愿者，发给少量路费遣散归农，以显仁政。中下层军官，有真才实学且愿意效忠新朝者，量才录用，甚至给予与原职相当或更高的职位；对那些冥顽不灵、劣迹斑斑或桓氏死党，则或囚或斩，毫不手软，以肃清隐患。
对于江陵乃至荆州的原东晋官僚体系，王猛进行了大刀阔斧却又审慎的整顿。他亲自坐镇，面试主要官员，考核其能力、过往政绩和民间口碑。那些贪腐无能、民愤极大、毫无价值的冗官蠹吏，坚决罢黜，抄没其非法家产以充军资与新政所需，其中部分罪大恶极者被公开处决，以儆效尤，平民愤，立新威。而那些素有清名、能力尚可，且愿意改弦更张、与新朝合作者，则予以留任，甚至酌情提拔，给予他们在新政权下继续施展才能、造福地方的机会，这极大地减少了行政过渡的阻力。
“治世之要，在于得人。无论南北籍贯，无论胡汉出身，惟才是举，惟贤是用。”王猛对负责此项繁重工作的属官如此强调。他试图打破地域和出身的隔阂，建立一个更有效率、更忠诚于大魏中央、也更能代表“华夏”整体利益的新的行政系统。
与此同时，另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工作也在王猛的主导下紧锣密鼓地展开——组建新的大魏水师。江陵之战，让冉闵和王猛深刻认识到，欲平定江南，进而图谋四海，一支强大水师的重要性，以及江东在水军技术与人才上的深厚底蕴。仅仅依靠俘获的舰船和原有的、擅长陆战的北方水军基础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决定，就在江陵这座长江中游的咽喉之地，建立主要的水师基地，充分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原有的造船工匠和设施基础。
命令下达，来自北方的、擅长金属加工和标准化的工匠大师，与江陵本地乃至从江东俘虏或重金招募来的、精通船舶设计与江南水文的资深船师，被强制性地、也是充满机遇地集中到了江陵城外的各大船坞。起初，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充满了隔阂与争执。
北匠习惯于北地河流湖泊的平底船型，强调结构的坚固、载重和耐用性，对于江南复杂的潮汐、暗流、滩涂以及追求速度、机动性和抗风浪性的海鹘、楼船等船型，缺乏直观经验和深刻理解。而南师则浸淫此道数代，对水性的“感觉”近乎天赋，他们对于北匠带来的某些精良金属加工技术、标准化构件理念感到新奇，却又暗自对其缺乏“船性”、设计“笨拙”而心生不屑，认为那是外行指导内行。
激烈的讨论，甚至面红耳赤的争论，在船坞、在图纸前、在模型旁，在所难免。
“此船龙骨必须用此等硬木，关键连接处需辅以铁箍钢钉，方能经得起北海般的大风浪撞击！”一位来自幽州的北匠大师，指着精心绘制的图纸，语气肯定，带着北方特有的豪迈与坚信。
“不然！大谬！”一位白发苍苍、手指因常年持斧凿而变形的江南老船师连连摇头，语气激动，“江南之浪，非北海之涛，重在灵巧穿梭，借力打力，而非硬抗！如此结构，过于沉重刚硬，转向不灵，于大江乃至近海之战不利，如同水牛入海，空有蛮力！”
“那依老师傅之见，该当如何？”北匠压抑着不悦反问。
“当以韧木为主，结构求巧，如鱼之穿梭，如鸟之滑翔，龙骨弧度、船体线型皆需顺应水流，而非对抗……”老船师侃侃而谈，尽是数代积累的经验之谈。
类似的争论发生在船型设计、帆索布局、船钉的选用、甚至船舱的分配上。王猛并未强行统一，以权压人，而是鼓励双方将各自的理由、优势、案例充分展示出来，进行小比例的模型测试和局部实物试验，让事实说话。他本人也时常轻车简从，亲临喧嚣的船坞，聆听这些看似粗鄙却关乎国运的争论，并不时提出一些切中要害、引导方向的问题，促使双方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取长补短，融合南北之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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