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强需降低地租，将地租从收成的七成降至五成，同时不得囤积粮食、操控粮价；工商业者需缴纳“工商税”，税率为利润的一成，其中三成税收用于补贴失地农民与改善农村水利；官府设立“农工调解署”，专门处理土地与务工纠纷。
允许工商业者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技工，设立工坊学堂，由官府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培养新式工匠；鼓励豪强将部分资本投入工商业，与工坊主合作经营，共享利润，实现“农工互补”。
方案一出，各方反应不一：工商业者对“自主招募技工”“设立工坊学堂”表示支持；豪强虽对降低地租、缴纳补贴不满，但见太子有天枢锐卫撑腰，且合作经营能获得新的利润来源，也只得接受；农民们则对“自主选择权”“地租降低”满心欢喜，纷纷表示愿意支持太子的方案。
处置方案推行后，江南的矛盾迅速化解。沈万鸿与吴天雄达成合作，吴天将部分土地出租给织坊作为原料种植基地，同时投入白银百万两，入股锦华织坊，共享分红；沈万鸿则在吴氏的田地上种植棉花、桑树，保障织坊的原料供应，同时设立工坊学堂，培养了数千名熟练织工。
其他豪强见状，纷纷效仿，或与工坊主合作，或自行开办织坊、冶铁坊、瓷器坊，江南的工商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苏州、扬州、杭州等地，工坊林立，织机声、打铁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城市人口激增，成为大唐新的经济中心。
太子李承佑趁热打铁，奏请父皇推行两项新政：
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工商特科”，凡身怀织锦、冶铁、造船、瓷器等技艺者，均可应试，择优录用为“技官”，授予品级，负责指导各地工坊的技术革新；鼓励破虏书院开设工商科目，培养工商业管理与技术人才。
取消户籍限制，允许农民自由迁徙、择业；在城市设立“流民安置署”，为务工农民提供住宿、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在农村兴修水利、改良农具，提高农业产量，吸引部分农民返回田地，实现农工平衡。
新政推行后，大唐的人才流动愈发频繁，大量有技艺的人才涌入江南，推动了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江南的丝绸、瓷器、铁器不仅畅销国内，还通过大运河与海外商道，销往欧洲、南洋，为大唐赚取了巨额财富，国库日益充盈。
捷报传回长安，李宸翊与太上皇李佑大喜。李宸翊笑道：“太子此次江南之行，不仅化解了矛盾，还推动了工商业发展，平衡了农工利益，为大唐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功不可没！”
李佑欣慰道：“工商业的兴起，是大唐盛世的必然结果。太子能顺应时势，平衡各方利益，既保护了传统农业，又扶持了新型工商业，展现了卓越的治国才能。大唐有此储君，未来可期！”
江南的春风拂过锦华织坊的屋檐，织工们正在忙碌地纺织着“云纹锦”，田地里的农民们耕种着庄稼，工坊与田亩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农工并举、繁荣昌盛的盛世图景。太子李承佑站在苏州城头，望着眼前的景象，心中深知，新型工商业的兴起，是历史潮流的必然，而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是大唐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但他坚信，只要顺应时势、以人为本，大唐的盛世必将在经济的持续繁荣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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