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安十一年春，江南苏州城外，一座占地百亩的“锦华织坊”拔地而起。织坊主沈万鸿是江南新兴的工商业者，他引进西域的纺织技术，改良织机，雇佣了两千余名织工，生产的“云纹锦”质地轻薄、色彩艳丽，不仅畅销大唐，还通过市舶司远销欧洲、南洋，获利丰厚。
然而，锦华织坊的兴起，却触动了江南传统豪强的利益。以松江吴氏为首的豪强家族，世代以土地兼并为业，麾下佃农数万。沈万鸿为招募织工，开出了“月俸三两白银、包食宿、年终分红”的优厚条件，吸引了大量吴氏的佃农逃离土地，涌入织坊。短短半年，吴氏损失佃农五千余人，田亩荒芜过半，地租收入锐减，与沈万鸿的矛盾愈发尖锐。
“沈万鸿这匹夫，竟敢挖我墙角！”吴氏族长吴天雄怒拍案几，召集江南十余家豪强议事，“若任由这些工坊主招募佃农，我等的田亩将无人耕种，百年家业毁于一旦！必须联手打压，让他们知道江南是谁的天下！”
豪强们纷纷响应，当即定下三条毒计：一是抬高粮价，囤积江南粮食，断绝织坊的口粮供应；二是派家丁伪装成织工，混入锦华织坊，暗中破坏织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三是勾结地方官吏，以“擅占民田、偷税漏税”为由，查封织坊。
沈万鸿得知消息后，沉着应对：一面从海外商队高价购买粮食，保障织工口粮；一面加强织坊安保，严查混入的奸细，同时提高织工薪资，稳定人心；一面将豪强勾结官吏、囤积粮食的证据，通过漕运快马送往长安，向朝廷申诉。
豪强的打压未能奏效，反而激起了织工的愤怒。吴氏家丁伪装成织工，在织坊内破坏织机时被当场抓获，沈万鸿将其押至织坊门口示众，揭露了豪强的阴谋。织工们本就对豪强的剥削深恶痛绝，如今更是群情激愤，数千名织工自发聚集，前往吴氏府邸抗议，要求吴氏停止打压、降低粮价。
吴天雄见状，非但不收敛，反而令家丁持械驱赶织工，双方爆发冲突，数十名织工被打伤。消息传开，江南各地的织工、工匠纷纷响应，聚集在苏州府衙门前请愿，要求官府严惩豪强、保护工商业者与工人的利益。苏州知府慑于豪强势力，不敢处置，只得将此事上报长安。
太极殿内，江南的急报与沈万鸿的申诉信摆在御案上。李宸翊看完后，玄铁拐杖重重叩击金砖：“江南豪强不思顺应时势，反而勾结官吏、打压新兴工商业，甚至武力驱赶百姓，简直是无法无天！”
太子李承佑出列奏道：“父皇，江南工商业兴起，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织坊、工坊的出现，不仅能增加国库税收，还能为百姓提供新的生计，缓解土地兼并带来的压力。豪强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压工商业、争夺人口，已引发民变，若不及时处置，恐动摇江南稳定。”
“太子所言极是。”苏明补充道，“如今江南的核心矛盾，是传统土地经济与新型工商业经济的冲突，本质是人口资源的争夺。若偏袒豪强，将扼杀工商业发展，阻碍经济进步；若偏袒工商业者，又恐引发豪强反弹，加剧社会动荡。需找到平衡点，既保护工商业发展，又规范土地市场，化解双方矛盾。”
李宸翊颔首：“朕意已决，令太子李承佑再次赴江南，全权处理此事。记住，要‘明辨是非、平衡利益’，既要严惩豪强的不法行为，又要规范工商业者的经营，同时保障农民的选择权，让愿意耕种的有田可种，愿意务工的有工可做。”
三日后，太子李承佑率天枢锐卫抵达苏州。他没有急于处置，而是先深入织坊、田亩，走访工商业者、豪强、农民与织工，摸清矛盾的症结。
在锦华织坊，沈万鸿向太子诉苦：“殿下，我等开办织坊，只想合法经营、为国纳税，却遭豪强百般打压。如今织工虽多，但缺乏熟练技工，恳请殿下允许我等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技工，同时设立工坊学堂，培养新式工匠。”
在吴氏府邸，吴天雄则辩解：“殿下，我等世代耕种，佃农逃离后田亩荒芜，损失惨重。并非我等刻意打压织坊，只是希望织坊主能与我等协商，不得随意招募佃农，若要招募，需向我等支付‘赎身费’。”
在田间，一位老农对太子道：“殿下，我等佃农，若在豪强家耕种，一年收成大半被地租剥削，难以糊口；若去织坊做工，月俸三两，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只是担心，若织坊倒闭，我等既失了工，又回不去田地，无家可归。”
摸清情况后，李承佑召集江南工商业者、豪强、官吏代表，在苏州府衙举行议事会，颁布三条处置方案：
农民有自主选择耕种或务工的权利，豪强不得阻拦、打压，不得向务工农民收取“赎身费”；工商业者招募农民务工，需与农民签订契约，明确薪资、福利与解约条款，保障农民权益；若农民务工后想返回田地，豪强需无条件接纳，不得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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