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推理创作，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寅时三刻，户部衙门的灯已经亮了七日。
林念桑推开堆积如山的黄册，揉了揉发酸的眼窝。墨迹未干的算纸散落满案，像秋日里层层叠叠的落叶。他指尖还残留着朱砂的痕迹——那是他在三年前漕运银两簿册上做的批注，一笔被贪墨了四转的款项，终于在第七日的子夜时分，理清了最后一条去向。
窗棂外传来打更声，悠长而寂寥。
“大人，您该歇息了。”书吏捧着新沏的茶站在门外，声音里透着担忧。
林念桑摇摇头，接过茶盏时指尖微微颤抖。茶是浓得发苦的老君眉，提神用的。他抿了一口，目光又落回那本摊开的《漕运稽考录》。纸张已经泛黄脆裂，边缘被蠹虫啃噬出细密的缺口，像是被岁月咬碎的往事。
“二十八万两。”他轻声自语，声音在空旷的堂内显得格外清晰，“经过四道手，每道剥一层皮，到修堤时只剩九万两。”
书吏不敢接话，只垂手立着。
“你看这里。”林念桑指着簿册上一行蝇头小楷，“‘嘉靖三十七年春，拨银八万两修淮安段漕堤’，下一行便是‘同年夏，续拨五万两补物料亏空’。不过三月，何来亏空？”
他翻开另一本关联账簿，指尖点在对应条目上：“同期采买记录显示，石料单价较往年涨了三倍，但石场那边的出货账却是原价。中间这差价去了何处？”
书吏凑近细看，倒吸一口凉气。
“还有更妙的。”林念桑又抽出三本册子，一一摊开，“漕运衙门的日常开支，这一年比往年多出两万两，名目是‘河道巡察使往来接待’。可朝廷记录显示，那年只有两位巡察使南下，按例每位接待费用不得超过五百两。”
一笔笔账目在他脑海中串联，像散落的珍珠被丝线重新穿起。那些刻意模糊的条目、前后矛盾的记录、凭空出现的支出，在七日七夜的比对中逐渐显露出狰狞的轮廓。这不是一人之贪，而是一张网——从地方漕司到户部郎中，再到工部采买，二十余人的名字隐隐浮现在账目往来的缝隙里。
晨光熹微时，林念桑终于合上最后一本账册。
他站起身，腿脚因久坐而麻木蹒跚。推开户部大堂沉重的门扉，初春的寒风裹挟着晨露的气息扑面而来。长安街的轮廓在淡青色的天光中逐渐清晰，远处传来早市开张的声响，蒸饼的香气隐约可闻。
那些声音、气息，都属于这座城池里活生生的人。
而账簿上消失的银两，本该变成淮河沿岸更坚固的堤坝，变成灾年时的救济粮，变成学堂里孩童手中的书本。林念桑想起姑母林清韵留下的手札中的一句话：“国库之银，粒粒皆民膏民脂。执笔者落墨时，当知一字一画，俱系万家灯火。”
“备轿。”他对候着的随从说，“去尚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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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尚书李晏之是在书房见的林念桑。
老人已过花甲之年，须发皆白，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他没有看林念桑呈上的账目清册，而是先打量了这个年轻人一番——官袍下摆有坐压的褶皱，眼底布满血丝，但背脊挺得笔直。
“七天七夜？”李晏之终于开口，声音低沉。
“是。”
“查出多少？”
“二十八万两漕银，被贪十九万两有余。涉及官员二十三人，其中四品以上七人。”林念桑顿了顿，“这只是嘉靖三十七年一年的账。若往前追溯……”
李晏之抬手制止了他继续说下去。老人站起身，踱到窗前。院中的老梅开了最后一茬花，淡红的花瓣落在青石板上，像溅开的血点。
“你知道为何这些陈年旧账无人去碰吗？”李晏之没有回头。
“下官不知。”
“因为碰不得。”老人转身，目光如炬，“你查出的这二十三人里，有三人已在去年升迁，如今一个是山东布政使，一个是都转运盐使，还有一个……”他顿了顿，“在宫里当差，伺候那位最得宠的妃子。”
书房里安静得能听见炭火噼啪的轻响。
林念桑的手在袖中握紧。他当然明白尚书话中的意思——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贪墨案，而是牵扯到朝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一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么，”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似自己，“这账就白查了？”
李晏之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赞赏，也有深深的疲惫。
“林念桑，你很像一个人。”
“家姑母？”
“不。”老人摇头，“是你自己。”
他走回案前，终于翻开那本清册。枯瘦的手指划过一行行工整的楷书，在几个名字上轻轻点了点。
“这些人，动不得。”他的指尖移到另一处，“但这些，可以。”
林念桑俯身看去——那是几个六品以下的官员，位置不高，但在贪墨链条中却扮演着关键角色：管仓库的、做账目的、负责采买的中层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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