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林公子白天跟我们一起下矿，晚上在油灯下画图。”赵老拐的声音变得柔软，“他教我们认字，算数，看图纸。他说：‘多懂一点，就少一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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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秤与米
第二年春天，矿上发生了“粮秤案”。
当时矿工的粮食由官府配发，每月每人应得三斗米。但发放时总是不足，管粮的小吏用的秤有问题，三斗只给两斗半。矿工们敢怒不敢言——克扣粮食是死罪，但若闹起来，小吏顶多受罚，举报的矿工却可能被安上“煽动闹事”的罪名，流放得更远。
“那是个雨天，”赵老拐回忆道，“领粮的队伍排得老长。轮到老吴时，他盯着那秤杆看了半晌，忽然喊：‘这秤不对！’”
小吏顿时变了脸色：“胡说什么！不想吃就滚！”
老吴是个倔脾气，梗着脖子争执。眼看要动手，林清轩从人群中走出，平静地说：“秤对不对，验过便知。”
他从怀中取出一枚铜钱——那是他仅剩的财产之一，是标准的“一钱重”。将铜钱置于秤盘一端，另一端应显示一钱。但小吏的秤，一钱铜钱竟称出了一钱二分。
“秤砣被动过手脚。”林清轩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大明律·户律》：‘监临官吏挟势克减军粮、工粮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赃重者，斩。’”
小吏冷汗涔涔，强辩道：“你、你一个罪囚，哪来的资格说律法！”
“我虽为罪囚，仍是读书人，读的是圣贤书，守的是天下理。”林清轩转向围观的矿工，“诸位，今日这秤克减的是粮食，明日就可能克减性命。矿下辛苦，每一粒米都是血汗换来，岂容鼠窃狗偷？”
人群骚动起来。积压多年的不满如火山欲喷。矿监闻讯赶来，见群情激愤，知道压不住了。最终那小吏被拿下，查实三年克扣粮食逾五百石，问斩。矿监也因失察被降职。
“但事情没完。”赵老拐叹了口气，“新来的矿监更狠，明面上不敢克扣，却变着法增加工时，罚则也更严。有人私下埋怨林公子：‘看，现在日子更难过了。’”
林清轩听到这些议论，什么也没说。他花了半个月时间，做了一杆木秤。
那秤极其简陋，秤杆是打磨光滑的硬木，秤砣是凿圆的石块。但林清轩用标准砝码反复校准，误差极小。他将这杆秤悬在粮仓门口，对矿工们说：
“秤在此处。日后领粮，可先自校。若不足，我陪你们去见矿监——这次，我们有理有据。”
“他又教我们记数。”赵老拐眼里有泪光闪烁，“每人每日工时多少，应得多少粮，一一记录。他说：‘人心有私，但数字无私。账目清明，魑魅魍魉便无处藏身。’”
那杆木秤一挂就是三年。期间又有两次小吏试图做手脚，都被矿工们用那杆秤当场揭穿。渐渐地，粮仓成了矿上最干净的地方。
“后来林公子遇赦回京，临行前夜，我们在秤杆上刻了字。”赵老拐站起身，从墙角一个破木箱里取出一个布包，层层揭开。
那是一截暗沉的木杆，磨损得厉害，但上面刻的字依然清晰：
“民为秤，官为星。星移可改，秤心难欺。”
林念桑轻轻抚摸那些刻痕，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十六年过去了，刻字的人也许已不在世，但这杆秤还在，这些话还在。
“公子可知，”赵老拐低声道，“林公子走后第三年，矿上来个新知事，想撤了这秤。当天夜里，秤不翼而飞。知事大怒，要彻查。可全矿上下，从八十老翁到八岁孩童，都说‘没看见’。查了半个月，无果，只得作罢。”
“秤呢？”林念桑问。
“在我们心里。”赵老拐指了指胸口，“那之后，粮仓门口再没挂过实体的秤。但每次发粮，老吴——就是当年第一个喊‘秤不对’的那个——都会站在那儿，看着小吏称米。他不说话，就看着。小吏的手就不敢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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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声的碑
次日，林念桑请赵老拐带他在矿场转转。
他们去了“鬼见愁”矿洞。如今洞口已加固，通风井呼呼地响。几个年轻矿工正在休息，见赵老拐来，纷纷起身招呼。
“这是林公子的儿子。”赵老拐介绍。
矿工们先是一愣，随即眼神都变了。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上前，笨拙地行礼：“真是林公子后人？我爹常说，没有林公子，他早死在‘鬼见愁’了。”
另一个年纪大些的借口：“我娘也说，当年要不是林公子做的那个什么……哦，‘水滤器’，井水里的毒砂滤不掉，咱们这一辈人怕是要绝后。”
林念桑这才知道，父亲当年见矿工常饮矿洞渗出的水，许多人患上怪病，便设计了简易的砂石过滤池。又教矿工辨认哪些野菜可解毒，哪些草药可敷外伤。
“都是些小事，”赵老拐说，“可对我们这些在阎王殿门口打转的人来说，小事就是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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