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念桑长大后,曾多次试图探究真相。他问过祖父,祖父沉默良久,只说:“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他问过父亲生前的好友,那位曾任御史的世伯叹道:“清韵那孩子,是生错了时代。若在明君治下,以她的才识,未必不能有一番作为。可惜啊可惜。”
可惜什么?世伯没有说下去。
但林念桑明白了。姑母的悲剧,不只是一段失败姻缘,更是那个时代所有有才华、有抱负的女性的缩影。她们被困在闺阁之中,一生的价值被简化为婚姻的好坏。纵然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无处施展。一旦名声受损,便永无翻身之日。
出家,或许是姑母在那个时代,能为自己争取的最大自由——一种以彻底退出为代价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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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月亮西斜了。
林念桑走回书案前,重新展开漕运改制的卷宗。烛火将尽,他挑亮灯芯,继续奋笔疾书。
他知道前路艰难。那些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放手,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破除。他可能会像姑母一样,被流言中伤,被势力打压,甚至可能丢了官职,断了前程。
但他不能退。
因为姑母当年没有选择。她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在流言中枯萎,要么割舍红尘。而他不同,他是男子,可以科举入仕,可以站在朝堂之上,可以握笔写策论,可以为民请命。
他有选择的权利,也有选择的义务。
“人既是环境之子,亦有自己的选择。”林念桑在纸上写下这句话。
姑母是环境之子,被时代所困,最终选择了出世。而他,同样生于这个时代,却要选择入世,选择在浊流中开辟清流。
这不仅是他的选择,也是对姑母那一代人的告慰。
他想起去年去静心庵看望姑母的情景。庵堂清幽,古柏森森。姑母一身灰色僧衣,面容平静,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他们坐在禅院石凳上,喝着她亲手沏的菊花茶。
“桑儿,你做官,做得可顺心?”姑母问。
林念桑犹豫了一下,没有说那些艰难,只道:“尽力而为。”
姑母看着他,目光澄澈如秋水:“你很像你父亲。他当年外放做知县,也是这般‘尽力而为’。有一次为了治水,三个月不曾回家,你母亲抱着尚在襁褓中的你,去堤上找他。”
林念桑心中一动:“姑母怎么知道?”
“你父亲写信告诉我的。”姑母微微一笑,“他总在信中说些任上的事。治水,赈灾,劝农...虽尽是琐碎,却能看出,他是真的把百姓放在心上。”
她顿了顿,望向远处的山峦:“这世上,有人为名利而活,有人为权势而活,有人只为一口饭而活。但总还有那么一些人,是为心中的‘道’而活。你父亲是,我看,你也是。”
“那姑母呢?”林念桑忍不住问,“姑母为何而活?”
姑母静默良久,轻声道:“我为自己而活。为在这红尘之外,寻一方心灵的净土而活。这或许自私,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选择。”
那一刻,林念桑忽然完全理解了姑母。
不是同情,不是惋惜,而是深刻的理解。理解她当年的无奈,理解她决绝背后的清醒,理解她选择背后的勇气。
出家不是逃避,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对那个不允许女性有更多可能性的时代的抗争。
而今天,林念桑站在官署之中,手握微权,面对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他要对抗的是腐败的体系,是固化的利益,是千百年来“从来如此”的惰性。
这同样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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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传来鸡鸣声,天快亮了。
林念桑写完最后一份文书,吹干墨迹,整理好所有卷宗。他推开房门,走到院中。
东方已现鱼肚白,月亮淡成了天边一片模糊的白影。晨风拂面,带着秋日的凉意。
“大人,该上朝了。”周伯捧着官袍过来。
林念桑点点头,回房更衣。镜中的自己,眼下有淡淡的青黑,但眼神依然清明坚定。
马车在青石板路上辘辘而行,穿过尚未完全苏醒的京城街道。偶尔有早起的摊贩推着车走过,炊烟从巷弄深处袅袅升起。
这就是他守护的江山,他服务的黎民。
朝堂上,又是一番唇枪舌剑。
平阳侯率先发难:“漕运改制,劳民伤财,且风险极大。一旦有失,南方粮米不能及时北运,京师震动,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林念桑出列,不卑不亢:“侯爷所言甚是。正因责任重大,才需革除积弊。如今漕运之弊,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去年江南水患,漕河多处淤塞,运粮船队延误月余,京师粮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若再不整治,下次恐怕就不只是延误了。”
“林大人这是危言耸听!”一位江南籍官员反驳,“漕运虽有不足,但大体顺畅。所谓积弊,不过是些微瑕疵,循序渐进改进即可,何必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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