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找我，是因为李建国老师的事吧？”陆清的声音很温和，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稳重，说话时还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
“是。”小林拿出笔记本，“我们了解到，您当年因为孩子的事，和李老师有过一些不愉快，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
陆清叹了口气，靠在沙发上，目光飘向窗外的高楼，眼神里满是回忆：“确实有这回事。我儿子那时候语文成绩不太好，尤其是作文，总写得没什么新意，要么是记流水账，要么是堆砌辞藻。有次期中考试，儿子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他写了我平时照顾他的小事，虽然简单，但都是真心实意的。结果李建国把这篇作文当众念了，还逐句点评，说‘内容空洞，情感矫情，像流水账一样，连个比喻都不会用’。”
他顿了顿，手指轻轻敲着沙发扶手，声音低了些：“儿子回家后躲在房间里哭，说再也不想上李老师的课了，还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我看着他那样，心里特别难受。我知道李老师教学严格，对学生要求高，但孩子自尊心强，当众这么批评，太伤孩子的自信心了。”
“那您当时是怎么做的？”小林问。
“我第二天就去学校找他了。”陆清说，“我跟他说‘批评学生可以，指出问题也可以，但能不能私下里说？给孩子留点尊严，也留点学习的动力’。他却反驳我，说‘学习上不能讲面子，越是指出问题，才能越进步’，还说我太溺爱孩子，这样会让孩子变得脆弱，以后经不起挫折。我们聊得不太愉快，最后不欢而散，我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你这样的家长，我见多了’。”
“那之后，您对李老师有过不满吗？有没有想过找他再沟通？”
“不满肯定有，尤其是看到孩子那段时间对语文越来越抵触，我心里也不舒服。”陆清摇头，“但也只是觉得他教学方式太生硬，太注重成绩，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没到记恨的地步。后来儿子毕业，我就再也没跟他联系过。听到他出事的消息，我还挺意外的，虽然有过不愉快，但他毕竟是老师，罪不至死，怎么就出了这种事呢。”
“案发当晚，您在哪里？在做什么？”小林问出了关键问题，目光紧紧锁住陆清的表情。
“我在外地出差。”陆清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小心翼翼地递给小林，“这是我的机票，去邻市的出版社谈合作，案发当天下午两点多的飞机，三点半到的。还有酒店的入住记录和发票，我住的是市中心的如家酒店，晚上七点多办理的入住，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退房的。酒店有门禁记录，前台也能证明我当晚一直在酒店，没有出去过。你要是不放心，还可以给邻市出版社的对接人王经理打电话核实，我们当晚还一起在酒店附近的餐馆吃了晚饭，聊到快九点才分开。”
小林仔细看了机票和酒店记录，机票上的姓名、日期都和陆清的信息一致，酒店发票上的入住时间也刚好卡在案发时段，而且盖了酒店的公章，看起来没有问题。他当场给邻市出版社的王经理打了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很肯定地说，案发当晚确实和陆清一起吃了晚饭，还聊了合作的细节，吃完饭后两人一起回了酒店，陆清住在12楼，他住在10楼，之后就没再见过面，第二天早上也是在酒店大堂碰的头。挂了电话，小林在走访记录上写下“陆清，不在场证明成立”，心里的失望又多了一分，手里的笔好像也重了不少。
接下来的几天，小林像上了发条一样，跑遍了名单上的十几个家长。张建军是做建材生意的，开了家小门店，案发当晚在工地跟工人一起加班，说是要赶一个项目的进度。他带着小林去了工地，指着门口的监控说“你看，我从晚上六点到凌晨一点，都在工地里，没出去过”，还找了几个工人作证，工人们说张建军当晚还跟他们一起吃了盒饭，中途只去了一次厕所，没离开过工地范围。小林查了工地的考勤表，上面确实有张建军的签到记录，时间和监控能对应上。
刘芳是医院的护士，在儿科工作，案发当晚在医院值夜班。她拿出医院的排班表，上面清楚地写着她当晚的值班时间，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她还找了同科室的护士和医生作证，说刘芳当晚一直在护士站忙着写护理记录，还帮着处理了几个急诊的小病人，中途只在休息室眯了半个小时，没离开过医院。小林去医院核实了排班系统和打卡记录，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调看了护士站的监控，确实能看到刘芳忙碌的身影。
赵伟是个体户，开了家小超市，就在小区门口。案发当晚他在店里盘点货物，说是月底要对账。他指着墙上的监控说“我从晚上七点开始盘点，一直到十一点多才结束，中间就没停过”，隔壁水果店的老板也能证明，说当晚还看到赵伟在超市里搬箱子，偶尔还跟他打招呼。小林调看了超市的监控，赵伟确实一直在货架之间穿梭，手里拿着账本和计算器，时不时还会拿起商品核对信息，全程没有离开过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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