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找我,是因为李建国老师的事吧?”陆清的声音很温和,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稳重,说话时还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
“是。”小林拿出笔记本,“我们了解到,您当年因为孩子的事,和李老师有过一些不愉快,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
陆清叹了口气,靠在沙发上,目光飘向窗外的高楼,眼神里满是回忆:“确实有这回事。我儿子那时候语文成绩不太好,尤其是作文,总写得没什么新意,要么是记流水账,要么是堆砌辞藻。有次期中考试,儿子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他写了我平时照顾他的小事,虽然简单,但都是真心实意的。结果李建国把这篇作文当众念了,还逐句点评,说‘内容空洞,情感矫情,像流水账一样,连个比喻都不会用’。”
他顿了顿,手指轻轻敲着沙发扶手,声音低了些:“儿子回家后躲在房间里哭,说再也不想上李老师的课了,还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我看着他那样,心里特别难受。我知道李老师教学严格,对学生要求高,但孩子自尊心强,当众这么批评,太伤孩子的自信心了。”
“那您当时是怎么做的?”小林问。
“我第二天就去学校找他了。”陆清说,“我跟他说‘批评学生可以,指出问题也可以,但能不能私下里说?给孩子留点尊严,也留点学习的动力’。他却反驳我,说‘学习上不能讲面子,越是指出问题,才能越进步’,还说我太溺爱孩子,这样会让孩子变得脆弱,以后经不起挫折。我们聊得不太愉快,最后不欢而散,我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你这样的家长,我见多了’。”
“那之后,您对李老师有过不满吗?有没有想过找他再沟通?”
“不满肯定有,尤其是看到孩子那段时间对语文越来越抵触,我心里也不舒服。”陆清摇头,“但也只是觉得他教学方式太生硬,太注重成绩,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没到记恨的地步。后来儿子毕业,我就再也没跟他联系过。听到他出事的消息,我还挺意外的,虽然有过不愉快,但他毕竟是老师,罪不至死,怎么就出了这种事呢。”
“案发当晚,您在哪里?在做什么?”小林问出了关键问题,目光紧紧锁住陆清的表情。
“我在外地出差。”陆清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小心翼翼地递给小林,“这是我的机票,去邻市的出版社谈合作,案发当天下午两点多的飞机,三点半到的。还有酒店的入住记录和发票,我住的是市中心的如家酒店,晚上七点多办理的入住,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退房的。酒店有门禁记录,前台也能证明我当晚一直在酒店,没有出去过。你要是不放心,还可以给邻市出版社的对接人王经理打电话核实,我们当晚还一起在酒店附近的餐馆吃了晚饭,聊到快九点才分开。”
小林仔细看了机票和酒店记录,机票上的姓名、日期都和陆清的信息一致,酒店发票上的入住时间也刚好卡在案发时段,而且盖了酒店的公章,看起来没有问题。他当场给邻市出版社的王经理打了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很肯定地说,案发当晚确实和陆清一起吃了晚饭,还聊了合作的细节,吃完饭后两人一起回了酒店,陆清住在12楼,他住在10楼,之后就没再见过面,第二天早上也是在酒店大堂碰的头。挂了电话,小林在走访记录上写下“陆清,不在场证明成立”,心里的失望又多了一分,手里的笔好像也重了不少。
接下来的几天,小林像上了发条一样,跑遍了名单上的十几个家长。张建军是做建材生意的,开了家小门店,案发当晚在工地跟工人一起加班,说是要赶一个项目的进度。他带着小林去了工地,指着门口的监控说“你看,我从晚上六点到凌晨一点,都在工地里,没出去过”,还找了几个工人作证,工人们说张建军当晚还跟他们一起吃了盒饭,中途只去了一次厕所,没离开过工地范围。小林查了工地的考勤表,上面确实有张建军的签到记录,时间和监控能对应上。
刘芳是医院的护士,在儿科工作,案发当晚在医院值夜班。她拿出医院的排班表,上面清楚地写着她当晚的值班时间,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她还找了同科室的护士和医生作证,说刘芳当晚一直在护士站忙着写护理记录,还帮着处理了几个急诊的小病人,中途只在休息室眯了半个小时,没离开过医院。小林去医院核实了排班系统和打卡记录,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调看了护士站的监控,确实能看到刘芳忙碌的身影。
赵伟是个体户,开了家小超市,就在小区门口。案发当晚他在店里盘点货物,说是月底要对账。他指着墙上的监控说“我从晚上七点开始盘点,一直到十一点多才结束,中间就没停过”,隔壁水果店的老板也能证明,说当晚还看到赵伟在超市里搬箱子,偶尔还跟他打招呼。小林调看了超市的监控,赵伟确实一直在货架之间穿梭,手里拿着账本和计算器,时不时还会拿起商品核对信息,全程没有离开过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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