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八月的包头，暑气蒸腾。东河区一片建于七八十年代的家属院里，红砖楼房在灼热的阳光下显得有些无精打采。午后两点多，正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大多数居民都在闷热的家中午休，以期躲避这酷暑的煎熬。院子里偶尔传来几声单调的蝉鸣，更衬得四周一片昏昏欲睡的沉寂。
吴琼家住在三楼。门窗完好，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推开虚掩的房门，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混杂着热浪的、沉闷的空气。客厅的老式吊扇还在不知疲倦地转动着，发出规律的、嗡嗡的声响，搅动着凝滞的气流。木头方桌上，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凉茶，茶叶沉在杯底，杯壁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
然而，这份夏日的宁静，被卧室里隐藏的恐怖彻底击碎了。
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刑侦队的李队长，一个时年三十五岁、经验丰富的刑警，带着队员们赶到现场时，眉头立刻就锁紧了。他身材壮实，皮肤黝黑，是典型的北方汉子，但此刻，他的脸上写满了凝重。
现场……太干净了。
地面没有明显的脚印，家具没有被大肆翻动的迹象，除了那杯没喝完的茶和还在转动的电扇，几乎看不出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死者的遗体，是在卧室的双人床底下被发现的。吴琼，二十八岁，穿着一件鲜艳的红色吊带裙，身体以一种不自然的姿势蜷缩在床下的阴影里。而那件红色的吊带裙……不，她身上的裙子还在，但另一件红色的外套，被随意地扔在床边，揉成一团，与之前白银案件中凶手那种近乎病态的“叠放整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致命伤在颈部，”随行的法医初步检查后，低声向李队汇报，“手法……很利落。和之前内部通报里，提到过的甘肃白银那边，八八年的一起案子，有点像。”
李队的心猛地一沉。白银？他隐约记得那份跨省协查通报，关于一个针对红衣女性的连环杀手，但细节已经模糊。他蹲下身，仔细观察着床的四周。在靠近床头的一根木质床腿上，他发现了几道新鲜的、细微的划痕。那划痕的形状很特别，像是某种金属工具卡进去又强行别动造成的。他拿出随身带的卷尺比划了一下，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形状……像是扳手的卡口。”他喃喃自语。五金维修工具？
法医进一步检查后，带来了更令人心沉的消息：“李队，死者生前……有被性侵的痕迹。”
性侵，加上颈部的致命伤，以及这过于干净的现场……凶手的残忍和谨慎，可见一斑。
李队站起身，开始仔细检查吴琼的遗物。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发现了一本小小的、塑料封皮的通讯录。他戴上手套，一页页仔细翻看。通讯录里记录着不少电话号码和地址，其中，有好几个号码的区号，明确地指向了甘肃省白银市。
“她和白银有联系……”李队若有所思，“这很可能，是凶手选择她的原因。”
凶手是否是从白银跟随而来？还是通过某种方式，在包头物色到了与白银有关联的目标？一个跨地区作案的可能性，如同阴云般在李队心头聚集。他指着那个床腿的划痕，对取证人员说：“这个，仔细拍照，拓印下来。还有，重点检查有没有类似……特殊螺丝的东西。”他想起了白银案通报里提到的那个关键物证。
然而，仔细的搜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螺丝。现场留下的，除了那几道模糊的扳手划痕，就是一股弥漫在空气中的、冰冷的恶意。
李队拿着那本通讯录，目光停留在其中一个号码上。那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备注着三个字：“凌老板”。后面跟着一个电话号码。他尝试着用办公室的电话拨了过去，听筒里传来的是冗长的忙音，始终无人接听。
可惜的是，一九九六年的刑侦环境，跨地区的信息沟通远非顺畅。虽然李队内心强烈怀疑此案与白银的“红衣案”有关，但缺乏决定性的并案证据（如相同的特殊螺丝），加上通讯录里“凌老板”这条线索的中断，以及两地警方协作机制的滞后，这起发生在包头的血案，最终未能与白银的系列案件正式并案侦查。一条可能提前揭露凶手轨迹的重要线索，就这样悄然沉入了档案袋的海洋，被蒙上了时间的灰尘。
时光荏苒，日历翻到了千禧年即将结束的时刻——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包头市青山区，寒冬已然降临。天空是铅灰色的，细密的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覆盖在居民楼的窗台、屋顶和光秃秃的树枝上，给这座工业城市披上了一层凄冷的银装。
案发地点不再是居民住宅，而是一家临街的五金配件店铺的后院。受害者是三十二岁的个体户郑梅，她经营着这家小店。她的遗体，是在后院堆放杂物的角落里被发现的。身上穿着一件厚实的红色羽绒服，在白雪的映衬下，那红色显得格外刺眼。她的身边，杂乱地散落着一些五金零件，而在这堆零件中，几枚细长的、泛着冷光的金属物，瞬间抓住了匆匆赶来的赵长河和林岚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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