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默然独坐，反复权衡着其中的意味与压力。
最终，他没有直接回应东北军的“劝诫”。
而是迅速向正在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前线作战的各位护国军统兵司令、将军们发去密电。
电文的核心指令明确而急迫：
“时不我待！必须加速攻势，抢在局势发生更大不可测变化之前，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牢牢掌握在我们护国军自己手中！”
显然，唐继尧对杨大帅的“劝诫”并非毫无触动，但他选择了一种更为实际的应对方式。
与其空谈理念或担忧未来，不如抓紧时间壮大自身实力，扩展地盘。
他或许对东北军的理念不以为然，或许是不想轻易认输。
又或许是认为，只有手中掌握更多的实打实的土地与军队。
才能在未来的任何谈判或对抗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与回旋余地。
而在四川前线亲自督战、指挥护国军第一军的蔡锷将军。
当他从唐继尧处共享到与东北军接触的详情，特别是杨大帅那番关于“彻底护国”的言论时。
同样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他并非不明白杨大帅话语中蕴含的某种理想主义的尖锐性。
也理解对方对护国军外交妥协的批评有其道理。
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杨大帅之所以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说出那番话，其背后最根本的支撑是“实力”！
东北军拥有横扫日俄、挑战列强的底气与实力，才能提出那样的标准。
而护国军起义之初，力量微弱，面临绝境，某些妥协虽有遗憾，却是残酷现实下的无奈生存策略。
以蔡锷将军坚毅不屈、百折不挠的性格，即便认识到东北军的强大，也绝不会因此就心灰意冷、放弃护国事业。
相反，他内心产生了新的忧虑：
杨不凡及其东北军，在展现出如此强悍实力与强势作风后，未来一旦入主中原，是否会成为“袁世凯第二”？
是否会用另一种形式的强权，取代旧有的专制？
为了在将来可能的格局中，对这支过于强大的力量形成一定的制衡，避免出现一家独大、毫无约束的局面。
当前增强护国军自身的实力，无疑是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
于是，蔡锷将军既是在执行总司令唐继尧“加速攻略”的军令，也是遵从自己内心的判断与责任感。
他迅速调整部署，重新焕发斗志，指挥着经过补充休整的护国军第一军，再次以凌厉的攻势，投入到对四川境内残余北洋军的猛烈进攻之中。
对他而言，眼前的敌人仍是北洋，但目光所及，已是更远未来的天下平衡。
东北军的“劝诫”，非但没有吓退他。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战促变、以实力求存的决心。
……
相比于蔡锷将军的深沉思虑与战略考量，在湖南前线指挥护国军第四军的程潜将军，想法则要直接得多。
作为云南督军唐继尧颇为倚重的亲信将领，程潜的行事风格更偏向于服从与执行。
既然昆明大本营的唐督军已经明确下达了“加速攻略、扩大控制区”的指令，那么他的任务就是坚决贯彻。
他并未过多纠结于东北军的态度或长远的制衡之道，而是将精力全部集中于眼前的战事。
在他看来，战场上的胜利就是最好的回应。
于是，在稍作休整、研判敌情后。
程潜便指挥着麾下成分复杂但士气可用的第四军，重新对当面之敌发起了有条不紊的进攻。
力求在湖南战场取得更大突破，切实执行唐继尧的战略意图。
与此同时，在广西指挥护国军第二军的李烈钧将军，同样没有因为北方的外交博弈而放缓军事步伐。
他下达的命令坚定而明确：部队继续向广东方向挺进，加强攻势！
无论如何，他都要将盘踞广东的督军龙济光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彻底拿下。
为护国军打开华南局面，也为将来可能的南北对峙或谈判，争取一个更有利的沿海支点。
广东的局势尤为特殊。
督军龙济光早在4月6日，护国战争初期，便迫于形势宣布广东“独立”，脱离了袁世凯的北洋政府。
然而，他的“独立”被护国军及许多观察家视为“伪独立”。
他不仅未与护国军真诚合作，反而继续与京师的袁世凯秘密保持联系，暗通款曲，接受其指示与援助。
更令人愤慨的是，在宣布“独立”之后，龙济光非但没有停止对护国军支持势力的镇压。
反而变本加厉，动用军队清剿广东省内响应护国军号召的民军、会党及进步人士。
企图在“独立”的幌子下，维持其个人在广东的专制统治。
因此，李烈钧挥师入粤，既是为了扩大护国军的地盘，也是为了铲除这个立场暧昧，实际仍效忠袁世凯的障碍。
原本，因为袁世凯那两道震惊全国的通电，以及随后引发的各方势力观望与外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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