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在两部高层看来，这已不再是寻常的外交互动或军事合作。
而是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身家性命、部族存续，以及未来权势地位的生死存亡之战。
东北军的威胁迫在眉睫，沙俄的支援是他们唯一的指望。
因此，他们非但没有质疑沙俄的“越权”，反而以一种近乎恭顺的忠诚态度，非常忠实地开始执行这道军令。
两部迅速行动起来。
一边加紧整编那万余骑兵，一边着手挑选熟悉车臣汗部地形的悍勇之士，组成多支袭扰分队，准备渗入敌后。
沙俄的影响力并未止步于库伦周边。
在更遥远的科布多地区，那些分布于阿尔泰山麓、与沙俄西伯利亚接壤的杜尔伯特、明阿特等西部各旗。
在接到来自圣彼得堡或沙俄驻科布多领事的类似命令后，也迅速做出了响应。
他们集结了大约2千名骑兵，开始向东移动，准备前往库伦方向助战。
与库伦的两大部相比，这些更靠近沙俄边境、在经济和军事上对沙俄依赖更深的小部落，其反应更为直接和迅速。
沙俄的一道命令，对他们而言往往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和导向性。
因此，他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便遵照执行，加入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冲突。
然而，在外蒙古的政治与地理版图上，并非所有势力都对沙俄的号令或库伦的危局作出积极回应。
位于赛音诺颜部与科布多各部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大部——扎萨克图汗部。
其态度就显得格外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漠。
无论是对来自库伦博克多汗政府的紧急召集令，还是对圣彼得堡方面传来的间接“命令”。
扎萨克图汗部的统治者们都一概予以拒绝！
更关注本地实际利益、行事风格历来谨慎甚至有些保守的扎萨克图汗部，此刻奉行的是最典型的“骑墙观望”策略。
他们既不愿轻易得罪看似强大的沙俄及其支持的库伦当局。
也绝不敢在局势未明时就去招惹凶名在外的东北军。
他们的算盘打得很精。
只会等到沙俄援军与东北军正式交锋、分出明显的胜负态势之后，再根据最终结果，选择倒向胜利的一方。
这样，既能最大程度避免战火波及本部，又能在战后利益分配中凭借“关键时刻”的站队捞取好处。
而且，他们觉得将实力保存下来后，将拥有维护自身利益、待价而沽的资本。
当然，这种在两大强权夹缝中求生存、待机而动的策略，仅仅是扎萨克图汗部高层一厢情愿的设想。
他们将未来寄托于“观望”和“选择”。
却可能低估了东北军一旦确立优势后，对于中途摇摆或试图保持中立的势力会采取何种态度。
也可能高估了沙俄在面临东北军强力挑战时，对其“不听话”的盟友或准盟友的容忍度。
在即将到来的钢铁碰撞中，试图完全置身事外、只等摘桃子的想法，往往会被残酷的现实碾碎！
最终的结局会如何，他们的“精明”能否换来想要的安稳与利益，在战火燃起之前，谁又能真正预知呢？
……
沈阳。
就在东北军兵分多路，以雷霆之势向广袤的外蒙古高原挺进，与沙俄的边境局势骤然升级之际。
一位特殊的访客，再次叩响了这座象征着远东新兴力量中枢的大门——德国驻华公使冯·欣策。
这位德意志帝国的高级外交官，此番登门，绝非寻常的礼节性拜访或一般性事务磋商。
其表面上的理由，依然是此前多次提出的老话题。
请求东北军方面向德国出售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及相关技术。
德国对东北军所展现出的那些超越时代常规的军事科技，始终保持着近乎贪婪的兴趣。
然而，此番冯·欣策的来意，远比单纯的“求购”要复杂和危险得多。
其核心意图，已近乎一种赤裸裸的施压与外交讹诈。
德国人想要的根本不仅仅是“购买”一些零碎技术，而是迫使东北军在压力下，出让更多的核心技术！
他们的胃口，随着协约国联军的逼近，和东北军受到的威胁进一步上升而变得更大。
冯·欣策在与杨大帅的会谈中，言辞间夹枪带棒，清晰地传达了柏林方面的“大概意思”。
其逻辑链条带着浓厚的强权政治色彩：
第一，东北军需要盟友在欧洲牵制协约国，尤其是英法。
我们德国可以继续，甚至加大力度进攻协约国，尽全力将他们拖在堑壕战中，消耗其国力与兵力。
第二，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有效阻止或至少严重迟滞协约国集团，从欧洲抽调、集结更多军队加入远征军，从而减轻东北军在远东面临的军事压力。
第三，但是，德国这样做需要更强的实力和“信心”。
如果东北军不提供更多、更先进的装备技术给德国，让德国有“更大信心”去战胜协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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