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档案馆在县城东头，是一栋六十年代建的三层灰砖楼，墙面爬满了枯黄的爬山虎藤蔓。王蓉推开那扇沉重的包铁木门时，一股陈年纸张、灰尘和樟脑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让她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前台的接待员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报纸。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目光在王蓉身上停留了几秒——一个年轻女孩独自来档案馆，在这里不常见。
找什么？他的声音带着本地口音，有些含糊。
我想查……县志。王蓉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专业一些，还有关于妇女、婚姻、家庭的档案。
接待员推了推眼镜：有介绍信吗？
王蓉愣住了。她没想过需要介绍信。短暂的慌乱后，她从背包里掏出学生证：我是xx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在做暑期研究……
接待员接过学生证，眯着眼看了看。大学生啊。语气缓和了些，研究什么？
农村女性历史。王蓉说。
哦。接待员把学生证还给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登记簿，填一下。只能看复印件，原件不能动。一次只能借三卷。
王蓉填表时手有些抖。姓名、单位、查阅目的、查阅时间……在查阅目的一栏，她犹豫了一下，写下：学术研究——华北农村女性社会地位变迁。
接待员接过登记簿，看了一眼。二楼，201阅览室。找刘老师。
阅览室比王蓉想象中小。二十多平米，四壁都是深绿色的铁皮档案柜，中间摆着两张长条桌，桌上铺着绿色的绒布，已经磨得发亮。窗户很高，阳光斜射进来，在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带，光带里有无数灰尘在缓慢飞舞。
刘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馆员，短发，戴着白手套，正在整理一叠泛黄的纸张。看见王蓉，她点点头：查什么？
县志，还有……跟妇女有关的档案。
刘老师从铁皮柜里抽出三本厚重的册子，放在桌上。这是《xx县志》1985年版，1995年版，2005年版。你先看，有具体需要再叫我。
三本县志并排放在绿色绒布上。封面都是深蓝色的布面烫金，只是新旧程度不同。王蓉深吸一口气，戴上自己准备的薄棉手套——这是周文提醒的，档案馆的纸张很脆弱。
她先打开1985年版。纸张已经发黄发脆，翻页时要特别小心。目录按常规分类：建制沿革、自然环境、人口民族、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化、人物……
她快速浏览，寻找与女性相关的内容。在人口民族章里，有性别比例统计表：1949年男女性别比107:100，1982年106:100。嗯，还算正常。她轻声自语。
但继续往下看，发现了问题。在人口变动小节，有一行不起眼的备注：1958-1961年，因自然灾害，女婴死亡率显着高于男婴。
王蓉的心沉了一下。她想起祖母那代人，想起刘奶奶说的裹脚疼得整夜哭。原来在祖母的青年时代，女婴连活下来的机会都比男婴少。
翻到婚姻家庭章，内容更少了。只有简短的介绍：建国后贯彻《婚姻法》，废除包办买卖婚姻，提倡男女平等。然后是几张表格：结婚登记数、离婚登记数。
没有具体的故事，没有个人的声音，只有干巴巴的数字和政策描述。
她继续翻。在教育章里，找到了一点线索：1949年，全县女性文盲率95%；1982年，下降至45%。进步很大，但意味着到八十年代，依然有近一半的女性不识字。姐姐王玲是1982年生人，她的小学辍学，在这个数据里不是个案，是结构性问题。
1995年版县志厚了许多。王蓉直接翻到妇女条目——这次有了独立章节，虽然只有五页。
内容比前版丰富了些：有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数据，有妇联组织建设的情况，还有一节专门讲计划生育。在计划生育部分，她看到了熟悉的话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转变重男轻女观念。
但数据揭示了另一种现实：1990年人口普查，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118:100（正常范围103-107）。备注写着：部分地区存在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现象。
王蓉的手指停在那一行字上。118:100，这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同时出生118个男孩。那些消失的女孩呢？她们甚至没有机会像刘奶奶那样，在裹脚布里疼得整夜哭。
她感到一阵恶心。合上县志，需要缓一缓。
刘老师走过来，轻声问：需要什么吗？
有没有……更早的资料？王蓉问，比如解放前，或者民国时期的？
刘老师想了想：有《xx县乡土志》，民国二十五年编的。不过都是文言文，你看得懂吗？
我试试。
那本《乡土志》更薄，纸也更脆，有些页面已经粘在一起，需要小心翼翼地用竹签挑开。文言文确实难读，但王蓉强迫自己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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