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皇帝的大丧之仪，在沉重肃穆的氛围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紫禁城内外，素缟缟漫天，哀声不绝。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哀悼之余，新朝的运转与新皇权威的确立，已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其中，议定新年号与选定万年吉地（皇陵），便是宣示新君即位、开启新时代最直接、最象征性的举措，亦是新皇与辅政重臣之间第一次公开的、关乎权力与理念的微妙碰撞。
文华殿内，丧期的素白尚未撤去，但气氛已悄然转变。不再是纯粹的悲恸恸，而是掺杂了某种新的、紧绷的期待与谨慎。宣德皇帝朱瞻基端坐于御案之后，虽仍是一身素服，眉宇间的哀戚却已被一种沉静而锐利的威仪所取代。他的目光扫过下方肃立的几位核心重臣，特意在三位身着绯袍、气质沉凝的文臣身上停留了片刻——这便是他未来要倚重的股肱之臣，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并立，代表着文官集团的最高智慧与稳定力量。此外，还有兵部尚书李庆、户部尚书夏原吉、礼部尚书吕震，以及侍立一侧、如今已取代金英成为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面色恭谨却难掩新贵气象的王瑾。
这是新皇登基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御前核心会议，议题便是“议定新年号”与“选址万年吉地”。
礼部尚书吕震率先出列，躬身奏道：“陛下，大行皇帝丧仪有序，然国朝不可久无年号，亦需早定万年吉地，以安社稷，慰先帝之灵。臣奉旨，率翰林院、钦天监初步拟定了几个年号，并会同工部、钦天监勘察了京畿几处吉壤，恭呈陛下圣览，伏乞圣裁。”说罢，呈上两份奏折。
王瑾快步上前接过，恭敬地放在御案上。
朱瞻基并未立刻去看，而是将目光首先投向杨士奇，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主导意味：“杨先生以为，新年号当取何意为宜？万年吉地又当以何为先？”
这是一个看似征询意见，实则考验臣下、并意图把握方向的开场。
杨士奇沉吟片刻，作为首辅，他深知第一个回答的重要性。他上前一步，声音沉稳老练：“陛下，新年号当承续洪熙先帝仁厚爱民、与民休息之遗志，亦当彰显陛下嗣承大统、锐意中兴之圣德。臣以为，当选一寓意祥和、敦本务实之号，如‘宣德’、‘弘治’等，以示新朝气象，安天下臣民之心。至于万年吉地，”他顿了顿，语气更为凝重，“首重风水形胜，关乎国运绵长；次重民力，选址、营造需体恤民情，不可过耗；再次，亦需虑及规制，合乎礼法，彰显皇家威仪。”他的建议四平八稳，强调继承、稳定与民生，符合他一贯老成持重的风格。
杨荣随即接口，他的风格更显干练务实：“陛下，士奇公所言极是。年号贵在明志，‘宣德’二字甚佳，既昭文德，亦宣武备。而吉地选址，臣以为除风水外，还需考量工程难易、漕运便利，以利日后祭陵与维护。或可重点考量昌平天寿山一带，山势雄浑，水系环绕，前朝亦有勘舆大家盛赞其地。”他直接提出了具体建议，展现了其熟悉实务的特点。
杨溥则从另一个角度补充，语气温和却坚定：“陛下，臣附议二位杨公之见。年号定，则天下知新朝方向；吉地定，则宗庙社稷得安。此二事皆需慎重，宜速亦不宜急。尤以吉地之事，当广询博访，使天下皆知陛下孝思与慎重，则民心自安，谣言不起。”他更侧重于此举对舆论和民心的影响。
夏原吉从财政角度出发：“陛下，三杨学士所言乃老成谋国之言。年号既定‘宣德’，正合休养生息、宣示德政之要。而吉地营造，耗资巨大，动辄百万计。臣恳请陛下，无论最终选定何处，工程当分步进行，初制不必过于奢靡，以节省民力财力，充盈国库，此方为社稷之福，亦是大孝所在。”
李庆则从安全角度建言：“陛下，吉地选址亦需考虑京畿防务，不宜过于偏远，以利护卫。”
几位重臣的意见虽有细微差别，但大体倾向于稳健、平和、务实。这既是洪熙朝政治路线的延续，也隐含着一丝对年轻新君可能过于“锐进”或“奢靡”的潜在担忧与制衡意图。朝堂之上，看似一片欣欣向荣的谏言纳策之象，实则每一句话都暗含机锋，关乎权力导向与资源分配。
朱瞻基静静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他自然听出了重臣们话语中那份希望他“平稳”过渡、“爱惜民力”的潜台词。他理解这份担忧，但内心深处，那份经历生死考验、急于扫除积弊、缔造真正盛世的雄心，以及那份对皇权威严的重视，都让他对“吉地”一事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先拿起年号的奏折，目光扫过，最终在“宣德”二字上停下，缓缓道：“诸先生推举‘宣德’，甚合朕意。便以此号，昭告天下，自明年正月始，改元宣德。”
“陛下圣明！”众臣齐声附和，年号之事迅速达成共识，殿内气氛为之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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