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黄昏，忠勇伯府的书房内，光线渐渐暗淡下来。何宇却没有立刻命人点灯，他独自坐在窗前的紫檀木太师椅上，望着窗外庭院中那几株日渐葱茏的翠竹，任由暮色一点点将自己笼罩。
自那日与贾芸深谈，明确了对待荣国府风波“冷眼旁观”的立场后，何宇的心绪并未完全平静。贾府那看似荒诞却又深刻反映末世景象的内斗，像一面扭曲的镜子，照见的不仅是公侯之家的衰败，更是整个王朝肌体深处某些难以言说的痼疾。这促使他不得不从更宏观、更本质的层面，去反思自己自穿越以来所走过的路，以及未来究竟该如何在这大明天下立足、前行。
北疆的血战、军功的荣耀、凯旋的风光、权力的交割、蛰伏的算计……一幕幕场景在他脑海中飞速掠过，最终沉淀下来的，是一种超越了具体战术胜负和短期权力得失的明悟。
“纯凭军功，难以长久……”何宇低声自语，重复着那日他对贾芸说过的话，但此刻，这句话在他心中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沉重的分量。
他想起了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固然名垂青史，但卫青晚年谨慎至极，霍去病天不假年，其家族后来际遇亦令人唏嘘。唐代的郭子仪，功高盖世却能得以善终，被颂为“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靠的绝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所向披靡，更是出将入相后对政治规则的精妙把握和近乎完美的处世哲学。而明朝本朝，于谦于少保，扶大厦于将倾，北京保卫战功在社稷，最终却落得那般凄惨结局，固然有帝王更迭、小人构陷等外因，但其自身过于刚直、不善于经营政治同盟、未能有效自保，是否也是原因之一？
“在这大明朝，或者说，在任何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中，单一的军功，就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何宇的目光变得深邃，“战时，武将的重要性凸显，君王倚为干城。可一旦边患稍息，天下承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武将的地位便会迅速边缘化。甚至，过于显赫的军功本身，就会成为原罪，引来君王的猜忌和文官集团的集体排斥。”
夏景帝如今对他看似恩宠有加，又是赐宴又是派御医，甚至默许他在“幼官舍人营”小范围试行新法，但这背后，何尝没有帝王心术的考量？一方面是确实需要他这样的勇将来巩固边防、推行强军之策；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一种试探、一种制衡、甚至是一种“捧杀”？将他高高捧起，置于所有勋贵和旧有利益集团的对立面，看他如何应对。若能稳住，自是帝国栋梁；若稳不住，摔下来时，恐怕无人会伸手。
“陛下需要一把锋利的刀，但这把刀不能太过锋利以至于伤手，更不能有属于自己的意志。”何宇对自身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知。他这次以退为进，交出兵权，是明智之举，但也仅仅是第一步。如果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拥有爵位、依靠帝心眷顾而生存的“幸臣”或“孤臣”，那么他的命运，终究是系于君王一念之间，脆弱不堪。
“必须深谙政治之道……”何宇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所谓政治，在他理解，绝非简单的结党营私、溜须拍马，而是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稳固的支撑体系。这包括：
其一，稳固的君宠。 这是立足的根本，但绝不能是唯一的依靠。要让皇帝觉得你“有用”且“可控”，既能办事，又无威胁。这就需要持续展现价值（如军事见解、改革方略），同时时刻保持谦逊低调，不逾矩，不结党（至少明面上）。
其二，潜在的盟友。 在文官、勋贵、乃至宗室中，需要有能够相互理解、在一定层面上利益与共的同盟。如林如海这般有见识、相对正直的官员，如北静王这般名声较好、立场相对超然的宗室。这种同盟不一定是紧密的政治集团，但可以在关键时刻互通声气，形成一定的舆论和力量支持。结交他们，需要共同的理念（如都对国事有所关切）和适度的利益交换，但更重要的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价值。
其三，基层的根基。 不能只盯着庙堂之高，还要关注江湖之远。那些中下层的务实官员、有潜力的学子、乃至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可靠商人，都是潜在的力量源泉。通过他们，可以了解真实的民情、掌握经济动向、甚至在未来需要时，拥有调动资源的能力。自己暗中布局商业，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其四，舆论的导向。 在这个文官掌权的时代，清议的力量不容小觑。虽然厌恶党争和空谈，但也不能完全忽视舆论。需要通过适当的渠道（如林如海），传递自己的正面形象和有利于国家的见解，逐渐扭转文官集团中可能存在的对武将的固有偏见。这次献上的练兵策，就是一个试探。
然而，仅仅深谙政治之道，在何宇看来，仍然不够。政治的本质是权力的分配和利益的博弈，是“术”的层面。若要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甚至实现自己内心深处那份超越这个时代的抱负——让这个帝国更强盛，让百姓少些苦难——就必须拥有更坚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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