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从太原返回长安不到十日，九月的暴雨来得毫无预兆。
连续七日，渭河、泾河水位暴涨。
长安城外的农田变成一片汪洋。
政事堂内，气氛凝重。
户部尚书杜如晦正在奏报灾情：
“陛下，关中二十三县受灾，淹没农田四十万亩。”
“灾民已超十万，聚于长安城外。”
“若不安置，恐生民变。”
李世民眉头紧锁：
“粮仓还有多少存粮？”
“仅够长安军民三月之用。”
杜如晦苦笑，
“若全数赈灾，长安粮价必涨。”
这时，长孙韬出列，拱手奏道：
“陛下，臣以为当急开仓放粮，安抚灾民为先。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此乃圣君仁政。”
他顿了顿，话锋微转：
“至于长安粮价波动……可效前朝旧例，令城中富户捐粮，共渡难关。臣愿率先捐粮三百石，以为表率。”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
但站在一旁的房玄龄与杜如晦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都听出了其中的算计。
李默心中明镜似的：开仓放粮看似仁政，实则暗藏玄机。十万灾民坐等救济，不仅会耗尽本就不足的存粮，更会助长惰性，形成依赖。更重要的是——谁来主持赈灾？谁来分配钱粮？若让长孙韬一系的人接手，那账目上可以做多少文章？那些“捐粮”的富户，事后又将获得怎样的政治回报？
他缓步出列，声音清朗：
“陛下，臣有不同建议。”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他。
李世民颔首：“讲。”
“臣建议‘以工代赈’。”
李默走到悬挂的关中地图前，手指沿渭河、泾河划过：
“此次水患，主因在于渭河三处河堤年久失修，泾河三道河湾淤塞严重。单纯放粮，如扬汤止沸；若以朝廷名义，征募灾民修缮河堤、疏浚河道，按工计酬，每日发放钱粮——既能治本除患，又能赈济灾民，一举两得。”
朝堂上一片低语。
王珪立即出列反驳，语带讥诮：
“李相此议，未免不近人情！灾民饥寒交迫，奄奄一息，哪有余力肩挑背扛？依下官之见，当先开仓济困，待其恢复体力，再议工事不迟。否则，传扬出去，恐有‘驱饥民为役’之恶名，损陛下圣德！”
崔浩紧接着附和，言辞恳切：
“王侍郎所言极是！《礼记》有云：‘治国者，必先恤民’。而今灾民嗷嗷待哺，若令其空腹劳作，与驱使牛马何异？此非仁政，恐伤天下士民之心啊！”
李默神色不变，心中冷笑：王珪抬出“陛下圣德”，崔浩引用《礼记》，都是道德绑架的路数。若自己应对不当，便会被扣上“不仁”“苛政”的帽子。
他不慌不忙，转向杜如晦：
“杜相，可否借算盘一用？”
杜如晦示意户部郎官递上算盘。
李默手指拨动，算珠脆响，每一响都清晰可闻：
“单纯放粮：十万灾民，每人每日半升米保命，一日需五千石。一个月便是十五万石——这还不算途中损耗、官吏克扣。”
他稍停，环视众臣：
“而以工代赈：开工前，先发一日口粮，令其饱腹；完工后，按土方、石料计酬，壮丁每日可领三升米、十文钱，妇孺老者亦可做些轻活，领相应钱粮。”
“如此，灾民有饭吃饱，有钱养家，岂会不愿？”
他再次看向杜如晦：
“杜相精于筹算，请您细算：若河堤修固，河道疏通，来年可保四十万亩良田免遭水患。一亩田岁产两石粮，四十万亩便是八十万石——这账，哪个划算？”
杜如晦早已心算完毕，此刻眼中放光，击节赞叹：
“妙！妙极！以工代赈，既解燃眉之急，又除长久之患，更可防灾民聚集生变！此乃三全之策！”
房玄龄抚须沉吟，缓缓补充：
“李相此议，确具远见。只是……工程浩繁，如何组织？钱粮发放，如何杜绝贪弊？此中细节，须得周全。”
“房相所虑极是。”
李默从袖中取出一份早已备好的奏疏，双手呈上：
“臣已拟就章程：设‘治水赈灾使’总揽全局，下设工程、钱粮、监察三司。”
“工程司分段施工，每段由格物书院学生任工头，他们通测算、懂实务；钱粮司每日按工簿发放，账目当日张贴公示；监察司独立稽核，可直接向陛下密奏。”
“三司互相制衡，账目完全公开，贪墨无处藏身。”
李世民接过奏疏，细阅片刻，越看越是满意：
“李爱卿思虑周全，所拟章程条理分明，制衡得当。”
他抬眼扫视众臣：
“诸位以为如何？”
长孙韬眼神闪烁。
他本想以“仁政”之名揽下赈灾大权，从中牟利并收揽民心，未料李默不仅看穿其用心，更提出了一个更难插手、更难做手脚的方案。
而且……这方案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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