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纳旭市场的晨光总裹着股萨赫蛋糕的甜香，青石板路被多瑙河的潮气浸得温润，两旁的摊位支着雕花木架，奥匈帝国时期的银器、19世纪的欧洲彩绘瓷、晚清外销的东方物件堆在深红色绒布上，混着现磨咖啡的焦香与炸肉排的咸香，漫出股“音乐之都”的典雅与历史厚重气。肖景文推着儿童车，小砚坐在里面，手里攥着块迷你锡胎珐琅碎片——是上次柏林克劳斯先生送的印泥盒同款碎片，被他用彩绳系成项链，嘴里不停念叨：“洗笔笔！找小铜盆！笔不脏！像家里的小水盆！”
苏诺桐走在一旁，手里提着丝绒手提袋，里面装着苹果卷和维也纳咖啡，甜香混着空气中的白铜凉意，格外勾人。“纳旭市场藏着很多哈布斯堡王朝的遗留宝贝，”她帮小砚调整了项链，肖景文晃了晃手里的《奥匈帝国对华贸易文房图录》，眼神专注：“之前收了欧洲多国的跨洋文房，这次想找件‘奥地利工艺+中国彩瓷’的笔洗——维也纳曾是中欧贸易枢纽，奥匈帝国时期，华人匠人常用奥地利白铜做胎，镶中国粉彩瓷片做文房，既显典雅又有文化交融感，刚好补‘景文阁’的中欧贸易收藏系列。”
林溪背着双肩包，里面装着金属纯度仪和瓷器彩绘检测仪，手指在摊位间扫过：“肖哥，前面那个挂着‘哈布斯堡旧藏’铜牌的摊位，摆了不少白铜件，摊主是位戴羽毛帽的奥地利老绅士，看着藏着好东西。”
刚走近摊位，小砚突然从儿童车里直起身，指着雕花木架角落一个铜色物件，声音清亮：“小铜盆！有小花！洗笔的！”肖景文连忙扶住他，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白发的费迪南德先生正用软布擦拭一只白铜烛台，那个“铜件”被压在旧乐谱下面，是个直径约十厘米的圆形笔洗：奥地利白铜打造，盆身镶着四块扇形粉彩瓷片，拼成“四季花卉”（春兰、夏荷、秋菊、冬梅），边缘刻着细腻的奥匈帝国卷草纹，盆底留着一道弧形排水槽（方便倒残墨），掂在手里沉实却不坠手，确实像小砚说的“洗笔小铜盆”。
“小家伙的眼睛像施特劳斯的音符一样灵动！”费迪南德先生放下软布，笑着用英语夹杂德语解释：“这是我曾祖父1900年从维也纳唐人街‘同福祥’买的，他曾是皇家歌剧院的乐手，说这是中国匠人在维也纳定制的——用奥地利的白铜做胎，镶中国景德镇的粉彩瓷片，一面是东方的四季花，一面是西方的卷草纹，他用它洗乐谱笔，后来就一直锁在城堡的橡木箱里。”
肖景文小心地接过白铜镶粉彩笔洗，指尖先是白铜的温润厚重，再是瓷片的细腻光滑——用指腹轻刮瓷片边缘，与白铜胎贴合得严丝合缝，没有半点松动；白铜表面泛着自然的银灰色包浆，没有人工做旧的痕迹；粉彩瓷片色彩鲜亮，釉色通透，花卉纹样笔触细腻，正是晚清光绪年间的“浅绛彩”风格，花瓣上的露珠用“堆料”工艺，立体感十足。“这是1900年的‘奥中合璧’白铜镶粉彩笔洗，”肖景文拿出金属纯度仪，屏幕显示白铜纯度95%（奥地利传统白铜配比），“白铜耐腐耐磨，适合长期使用，镶瓷工艺是中国‘平镶’手法，粉彩瓷片是晚清景德镇官窑外流的精品，当年通过中欧铁路从中国运到维也纳，再由华人匠人加工，存世量极其稀少。”
小砚从儿童车里爬下来，凑到笔洗前，小手轻轻摸着瓷片上的荷花，眼睛发亮：“小花不扎手！洗我的小笔！”他从背包里掏出之前龙泉叶阿婆给的迷你湖笔，放进笔洗里，假装倒水洗笔，兴奋地拍手：“不刮笔！笔笔干净啦！”
这时，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过来，瞥了眼笔洗，用流利的德语对费迪南德先生说：“这个旧铜盆我出250欧元，当作装饰摆件收了。”男人是维也纳当地的古董商卡尔，专做哈布斯堡旧藏的生意，常低价收购珍品。费迪南德先生还没开口，肖景文先接过话：“卡尔先生，这不是普通铜盆，是见证中欧贸易的文房重器。”
他拿出瓷器彩绘检测仪，指着屏幕解释：“你看，这四块粉彩瓷片是晚清光绪年间的官窑水准，单块完整瓷片的市场价就超过1500欧元，再加上奥地利白铜的工艺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背景，去年维也纳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类似的1895年镶瓷白铜盒，成交价折合人民币五万多，250欧元连瓷片的零头都不够。”
卡尔脸色一沉，又加价到600欧元，语气带着不屑：“老费迪南德，别听他瞎吹，这就是个普通的旧铜器，没人会花大价钱买它。”费迪南德先生却摇了摇头，看向肖景文：“我曾祖父的日记里写，‘这是东方雅致与西方严谨的结合，要传给懂它的人’——你能说出瓷片的年代，能讲清贸易的路线，还能让孩子喜欢它，这比赚钱更有意义。”
“我出4500欧元。”肖景文认真地说，“另外，我想把它的故事整理成文字，以后‘景文阁’办‘中欧跨洋文房展’时，会标注它来自维也纳纳旭市场，让更多人知道奥匈帝国时期的中西文化交融。”费迪南德先生眼睛一亮，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信纸：“这是‘同福祥’商号的老收据，上面有当时华人匠人的签名，一起送给你，希望能帮你还原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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