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纳沃纳广场跳蚤市场的晨光总裹着股意式浓缩咖啡的焦香，石板路被台伯河的潮气浸得温润，两旁的摊位支着铁艺支架，文艺复兴时期的木雕、19世纪的银器、晚清外销的东方物件堆在暗红色绒布上，混着现烤披萨的麦香与手工冰淇淋的甜香，漫出股“古今交融”的厚重气。肖景文推着儿童车，小砚坐在里面，手里攥着块迷你象牙小圆片——是上次纽约莫里斯先生回赠的镇纸同款材质，嘴里不停念叨：“架笔笔！找小架子！笔不倒！像家里的笔架！”
苏诺桐走在一旁，手里提着皮质手提袋，里面装着玛格丽特披萨和浓缩咖啡，芝士香混着空气中的胡桃木香气，格外勾人。“纳沃纳广场可是罗马古董交易的核心，”她帮小砚擦了擦嘴角的冰淇淋渍，肖景文晃了晃手里的《晚清中意贸易文房图录》，眼神专注：“伦敦收了银胎珐琅笔盒，巴黎捡了铜胎珐琅墨水瓶，纽约淘了象牙嵌螺钿镇纸，这次想找件‘西方材质+东方结构’的文房——罗马曾是地中海贸易枢纽，晚清很多华人匠人会用欧洲木材做中国传统笔架，刚好补‘景文阁’的地中海贸易收藏系列。”
林溪背着双肩包，里面装着木材鉴定仪和贝壳分析仪，手指在摊位间扫过：“肖哥，前面那个挂着‘祖传古董’铜牌的摊位，摆了不少木质摆件，摊主是位白发老先生，看着藏着好东西。”
刚走近摊位，小砚突然从儿童车里直起身，指着铁艺支架角落一个深色木件，声音清亮：“小架子！有花花！架笔的！”肖景文连忙扶住他，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戴老花镜的乔瓦尼先生正用软布擦拭一只木盒，那个“木件”被压在旧乐谱下面，是个高约十五厘米的山形笔架：胡桃木打造，泛着深褐色的温润包浆，表面用贝壳镶嵌出祥云与橄榄枝交织的纹样（祥云是东方吉祥象征，橄榄枝是西方和平寓意），笔架有三个错落的凹槽，刚好能架住不同粗细的毛笔，边缘打磨得圆润光滑，确实像小砚说的“架笔小架子”。
“小家伙的眼睛真敏锐！”乔瓦尼先生放下软布，笑着用蹩脚的中文说，“这是我曾祖父1905年从威尼斯商人手里买的，他当时是罗马大学的汉学教授，说这是中国匠人在佛罗伦萨定制的——用意大利的胡桃木，做中国的山形笔架，镶嵌的贝壳还是威尼斯的珍珠贝，既好看又实用。后来就一直放在书房，我整理老房子时才翻出来。”
肖景文小心地接过胡桃木嵌贝笔架，指尖先是胡桃木的沉实细腻，再是贝壳的冰凉光滑——用指腹轻刮贝壳边缘，没有半点松动，胡桃木的纹理清晰自然，包浆醇厚，没有人工做旧的痕迹；他翻过笔架底部，看到两个款识：一个是意大利文“Firenze 1905”（佛罗伦萨制作年份），另一个是中文小楷“福源祥造”，正是晚清在佛罗伦萨开设的华人商号，以融合中意工艺制作文房闻名。“这是20世纪初的胡桃木嵌贝山形笔架，”肖景文拿出木材鉴定仪，屏幕显示为意大利老胡桃木，“胡桃木坚硬耐磨，适合做文房摆件，贝壳镶嵌工艺是中国‘平嵌’手法，搭配威尼斯珍珠贝的虹彩，是典型的‘中意合璧’珍品，当时专供欧洲的汉学研究者和贵族收藏。”
小砚从儿童车里爬下来，凑到笔架前，小手轻轻摸着贝壳纹样，眼睛发亮：“亮花花！架我的小笔！”他从背包里掏出之前莆田黄阿公给的迷你湖笔，小心地放进中间的凹槽——毛笔稳稳立住，晃了晃也不倒，小砚兴奋地拍手：“不倒！笔笔站好啦！”
这时，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过来，瞥了眼笔架，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对乔瓦尼先生说：“这个木架子我出150欧元，当作装饰摆件收了。”男人是罗马当地的古董商马可，专做低价收购古董的生意。乔瓦尼先生还没开口，肖景文先接过话，用英语解释：“马可先生，这不是普通装饰架，而是有极高历史价值的跨文化文房珍品。”
他拿出贝壳分析仪，指着屏幕解释：“你看，贝壳镶嵌的精度达到0.1毫米，是中国匠人‘细嵌百片’的工艺，而胡桃木的雕刻手法融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风格，去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1900年的类似笔架，成交价折合人民币六万多，150欧元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
马可脸色一沉，又加价到300欧元，语气带着不屑：“老乔瓦尼，别听他瞎吹，这就是个普通的旧木架，没人会花大价钱买它。”乔瓦尼先生却摇了摇头，看向肖景文：“我曾祖父说，真正的宝贝要卖给懂它的人——你能说出制作的城市，能分清两种文化的工艺，还能让孩子喜欢它，这比赚钱更有意义。”
“我出4500欧元。”肖景文认真地说，“另外，我想把它的故事整理出来，以后‘景文阁’办‘地中海跨洋文房展’时，会标注它来自罗马纳沃纳广场，让更多人知道这段中意贸易的文化交融史。”乔瓦尼先生眼睛一亮，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信纸：“这是我曾祖父记录的购买笔记，上面写着当时华人匠人的名字，一起送给你，希望能帮你还原更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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