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九杏堂医药公司的楼里终于有了些人气。
一楼东侧的两间屋子被改造成了临时实验室。
说是实验室,其实简陋得可怜,几张桌子拼成的工作台,几排木架子上放着瓶瓶罐罐,墙角堆着从各处搜罗来的工具:
铜药碾、铁研钵、竹筛、天平,还有一台民国时期留下的手摇式压片机,锈迹斑斑,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但此刻,这间屋子里却聚集了七双眼睛,专注地看着工作台上摊开的手写配方。
“银翘解毒方,传统剂量。”计九方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着,
“金银花15克,连翘15克,薄荷6克,荆芥6克……一共九味药。我们的任务,是把它做成方便服用、质量稳定的丸剂或片剂。”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面前的七张年轻面孔。
这七个人,就是医药公司研究部门的底子了,
坐在最左边的是李文瀚,药学专业,父亲是旧政府时期的药剂师,此刻他正仔细抄写着配方,字迹工整得如同印刷。
他旁边是张明,那个父母分别是中医和西医的毕业生。此刻他眉头微皱,显然在思考着什么。
陈秀英和另一个叫周晓梅的女生坐在一起,两人都是基础医学专业但自学了药学。
“计老师,”张明举起手,
“我查过资料,银翘方直接做成丸剂或片剂,有两个问题。一是药材粉末的流动性差,压片容易松裂;二是金银花、薄荷等含有挥发性成分,制粒过程中容易损失药效。”
“问得好。”计九方点头,
“所以我们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小试工艺研究,确定每味药材的最佳粉碎细度、干燥温度和时间;
第二步,辅料筛选,找到合适的粘合剂、崩解剂;
第三步,稳定性试验,考察成品在不同条件下的质量变化。”
他从抽屉里拿出七个牛皮纸袋,每人发了一袋。
“这里面是金银花的样品,来自三个不同产地。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这三种金银花在不同粉碎程度下的出粉率、细度,以及有效成分的含量变化,当然,我们暂时没有精密仪器,就用最原始的方法。”
他走到工作台前,演示起来。
“筛分法,用80目、100目、120目三种筛网,分别记录过筛率和细粉得率。”
“浸出试验,用热水浸泡,观察浸出液的色泽和气味变化。”
“干燥试验,分别在阴干、40度烘干、60度烘干条件下,观察药材颜色和气味变化。”
“每人负责一个项目,三天后汇总数据。”
七个人接过纸袋,眼神里既有兴奋,也有忐忑。兴奋的是终于能真正做研究,忐忑的是——这些方法太原始了,能行吗?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计九方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觉得这些方法太土,不科学。但我要告诉你们,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先把这些‘土方法’做扎实,积累足够的数据,等将来有了精密仪器,我们才知道该测什么、怎么测。”
他顿了顿:“而且,这些‘土方法’里,藏着老药工几百年积累的经验。比如金银花,老药工看一眼就知道是几月采的、存放了多久。这种经验,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它、验证它。”
工作分配下去后,实验室里响起了研钵捣药的叮当声、筛网摇晃的沙沙声、还有低声讨论的声音。
李文瀚负责粉碎试验。
他先将金银花仔细拣选,去掉杂质和霉变的部分,然后分成三份,分别用铜药碾轻研、重研、反复研。
每研一次,就过筛称重,记录数据。他的动作很慢,很细致,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
“李师兄,你为什么每次只放这么一点?”周晓梅好奇地问。
“药材粉碎,不是越用力越好。”李文瀚头也不抬,“金银花质地轻脆,重碾容易发热,挥发油会损失。要‘轻研多筛’,慢慢来。”
张明和陈秀英在做干燥试验。他们在窗边架起三个竹匾,分别标注“阴干”“40度”“60度”。
阴干的那匾就放在通风处;40度的用了自制土炕,下面放热水盆,上面架竹匾;60度的更简陋,直接用铁皮桶改造的简易烘箱,温度靠经验控制。
“计老师,”陈秀英记录着数据,
“阴干的颜色保持最好,但时间太长。40度烘干的颜色稍暗,但时间缩短三分之二。60度的……颜色变深,气味也变了。”
“记录下来。”计九方说,“这些变化,可能意味着有效成分的损失。我们要找到平衡点——既要保证生产效率,又要尽量保留药效。”
最困难的是赵志刚那组,他们要修复那台手摇压片机。
机器是钱洋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铭牌上刻着“上海华美药厂,1937年”。几十年没用,齿轮锈死,压轮磨损,模具也不全。
“赵哥,这能修好吗?”孙涛看着那堆锈铁疙瘩,心里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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