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林雪宁家回来,那个周一,我判若两人。
指挥部里每个人都嗅得出我身上那股焦灼如火的紧迫感。
“小江主任这是怎么了?跟打了鸡血似的。”项目公司的董事曹国华,私下里跟王一鸣嘀咕。
王一鸣只是笑笑,拍了拍他的肩:“年轻人事业心重,是好事。”
但我自己清楚,这不是事业心,是心口憋着一团火。林建成那番话,如一根无形的鞭子,在身后狠狠抽打着我。“安稳的未来”五个字,沉甸甸地压在心上。
我不再满足于按部就班,而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去压榨每一个环节的时间与效率。
我将指挥部直接搬进城东工地的临时板房,墙上挂起了作战地图,密密麻麻标注着拆迁进度、管线日程与施工节点。门口立起倒计时牌,我每天清晨亲手撕掉一页。周末休息尽数取消,每日例会增至早晚两次,晚上的会不定时,哪个环节出了岔子,就开到解决为止。
起初,怨声载道。
但当我第一个卷起铺盖住进板房,第一个凌晨五点出现在工地,第一个顶着烈日去啃最硬的骨头时,所有的怨言都烟消云散。
整个城东项目,像一台被我强行上紧了发条的巨型机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轰然运转。
短短半月,成效斐然。启动区土地平整全面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二十天;地下综合管廊一期工程破土动工,上百台重型机械同时作业,场面蔚为壮观;第一批招商引资的意向名单也已摆上我的案头,曹国华利用人脉,牵来了好几家专注精密医疗器械的长三角厂商。
一切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我甚至觉得,用不了一座崭新现代的产业新城,就能作为给我林建成的回答。
然而,我终究还是低估了我的对手。他们并未因一时失势而偃旗息鼓,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也更致命的打法。
平静在那个下午被骤然撕裂。我正在工地协调临时供电线路,办公室主任老刘便满头大汗地冲了过来。
“江主任,不好了!”他气喘吁吁,脸色发白,“市里来人了。”
“市里?”我眉头一紧,“哪个部门?”
“审计局,还有……国资委。”老刘压低了声音,“说是要对我们项目公司的资产划拨和资本金注入,搞一个专项联合审计。”
我心里“咯噔”一下。审计局管“账”,国资委管“物”,两者联手,其意不言自明。
“人呢?”我摘下安全帽,沉声问。
“就在指挥部,钱处长陪着。”
我回到指挥部,推开门,一股混合着茶香和烟味的压抑空气扑面而来。会议室里坐着七八个人,为首的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眼镜,面容清瘦,不苟言笑。胸牌上写着他的职务——市审计局副局长,何建国。
我认识他,刘副市长一手提拔的心腹干将。刘副市长虽已“靠边站”,但他留下的这盘棋,显然还未死透。
“何局长,久仰。”我主动伸出手。
何建国扶了扶眼镜,起身与我不轻不重地握了一下。“江主任年轻有为啊。”他语气客气,藏在镜片后的眼神却锐利无波,“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市里对城东项目高度重视,所以对国有资产的安全也抓得格外紧,希望你们理解、配合。”
一番话滴水不漏,既占着“程序正义”,又捧着“市里”的大牌子,我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
“一定配合,”我点头,“我们所有账目和资料,都对审计组全面开放。”
我原以为这只是一次常规的敲山震虎,只要自身干净,便无所畏惧。但我错了。
接下来的一周,我才真正体会到何谓“规则的绞索”。何建国的联合审计组并非大张旗鼓地查抄账本,寻找错漏。他们用的是一种更“高级”的办法——他们不找你的错,只是让你一遍遍地去证明自己的“对”。
第一天,他们要求提供公司成立以来的所有资金流水,每笔超十万的支出都需附上详细说明。财务部门通宵加班,整理出几大箱材料。
第二天,他们又以“市场变化快,原有评估报告可能滞后”为由,要求对划拨的每块土地、每栋厂房进行资产价值重估。我们只得紧急联系评估公司,陪着他们一块地一块地丈量,一个车间一个车间核算。
第三天,矛头对准了招标流程,从招标文件的字眼到评标专家的资质,反复质询……
他们就像一群最耐心的工匠,用“规则”这把最精密的锉刀,一点点锉掉你的精力,消磨你的时间。整个指挥部被彻底拖入由文山会海和繁琐程序构成的泥潭,所有关键岗位负责人都被摁在会议室里,应付着那些看似专业实则故意刁难的问题。
原本热火朝天的工地,进度肉眼可见地慢了下来。
我终于明白,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对手不与你拼刺刀,而是用一张完全合规合法的大网将你牢牢困住,让你有力无处使,空有满腔抱负,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项目被一点点拖黄、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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