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后,那扇厚重的办公室门无声地合拢。
没有警笛,也没有手铐。
来接我的是一辆牌照普通的黑色帕萨特,车窗贴着深色的暗膜,从外面看不清分毫。我被安排坐在后排中间,左右各坐着一名纪委同志,他们腰杆挺得笔直,沉默得像两尊石雕。
车子平稳地驶离市政府大院,汇入喧嚣的车流。窗外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依旧是那副充满烟火气的人间景象。可这一切,如今仿佛隔着一层冰冷坚硬的玻璃,与我再无关系。
我强迫自己平稳呼吸,大脑却在飞速运转。
举报信?还是实名?
是谁?又为了什么?
无数个问题像钢针般扎在我的神经上,但我清楚,此刻任何情绪化的反应都将是致命的。我必须冷静,冷静得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分析所有细节,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车子最终驶入一处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大院,四周寂静,只闻风吹叶动的沙沙声。我被带进一栋不起眼的小楼,走廊里铺着厚实的地毯,吞噬了所有脚步声,营造出一种令人心慌的死寂。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
房间不大,四壁是米黄色的软包——据说能防止意外发生。没有窗户,头顶的日光灯洒下惨白均匀的光,将一切都照得通亮,不留半点阴影,让人无所遁形。
陈设简单到极致,一张桌子,三把椅子。
我被安排在正对门口的椅子上,桌上已经放好了记录本和笔。最初带我来的两人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门被再次轻轻关上。
接着,便是漫长而窒息的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十分钟,亦或是一个小时。在这里,时间失去了意义,每一秒都被无限拉长,用来消磨人的意志。
终于,门开了。
走进来两个人。一个五十岁上下,国字脸,戴着金丝眼镜,眼神沉稳,我心里姑且称他为老周。另一个三十出头,寸头,眼神锐利如鹰,我叫他小秦。
老周在我对面的主位坐下,小秦则坐在他身侧,翻开了记录本。
“江远同志,别紧张。”老周开口了,声音温和得像单位里与你谈心的老领导,“组织请你来,不是说你一定有问题。是接到了一些情况反映,本着对同志、对组织负责的原则,找你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他把“核实情况”四个字,咬得清晰而有力。
这是标准的开场白,先给一颗定心丸让你放松警惕,再于不经意间寻找破绽。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江远同志,你在城东项目上的成绩,市里有目共睹,也是充分肯定的。”老周继续铺垫,“但是,成绩再大,也不能违反原则,脱离程序,你说对不对?”
我依旧点头:“对。”
话音未落,旁边的小秦突然开了口,声音像冰碴子一样又冷又硬:“那就说说李继光那户的拆迁问题吧。”
来了。
“按照海州市的拆迁补偿规定,最高上浮标准是多少?”小秦死死盯着我,目光像在审视猎物。
“百分之三十。”我答道。
“那你给他设计的‘原地保留、融入公园’方案,折算成经济价值,超了多少?”
“这个方案的重点并非经济价值补偿,而是对历史建筑与个人记忆的尊重,是……”
“我没问你‘是什么’!”小秦粗暴地打断我,“我就问你,超了多少!你只需要回答,是,还是不是!”
他的语气充满了压迫感,这是典型的心理战术,企图通过强势质问打乱我的节奏,让我陷入被动的自我辩护。
我深吸一口气,直视他的眼睛:“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计算,这个方案的投入确实超过了常规的货币补偿标准。但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社会效益?文化价值?”小秦冷笑一声,身体前倾,“这是你说了算,还是规定说了算?你一个指挥部常务副主任,有什么权力重新定义补偿标准?是谁给你开这个口子的?”
这是一个极其恶毒的陷阱。
回答是自己做的决定,便是“滥用职权”。如果说是请示过领导,那就是把魏书记也拖下水。
“这个方案,是我基于项目实际情况和群众工作的特殊性,提出的一项创新性尝试。”我平静地回答,“所有决策过程都有完整的会议记录,方案也呈报给了相关规划部门,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
我的防线很稳,只谈事实与程序,绝不涉及人与动机。
老周始终没说话,只用那双藏在镜片后的眼睛不动声色地观察我。
“程序?”小秦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照片,摔在桌上。
照片上,正是我在小院里将那支英雄钢笔送给李继光老人的场景。拍摄角度非常刁钻,看上去就像我在私下递送什么东西。
“这也是程序?一支派克钢笔,市价一千多。你一个公职人员,随手就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拆迁户,你们私交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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