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督导组的东风，如同为城东项目这艘巨轮装上了一台核动力引擎，推动着一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
接下来的两个月，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都显得过于保守。昔日废墟之上，一座未来新城的骨架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资金、政策、人力，所有资源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向这里汇聚。
我的声望，在海州，也随之攀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
在项目指挥部，我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在市委的各类协调会上，各部门对我提出的要求几乎是一路绿灯。就连市长赵立春，在公开场合遇见我时，也会主动含笑点头，言语间客气得如同对待一位平级同僚。
所有人都清楚，我江远，是市委魏书记最为倚重的干将，是省发改委郑主任亲自“挂号”的改革先锋。在这片海州的天空下，我的前途似乎万里无云，一片光明。
然而命运总爱在最平坦的道路上悄然埋下一颗不起眼的石子。
这颗石子出现在拆迁工作的最后阶段。
整个老工业区上千户居民和企业都已顺利签约搬迁。唯独在规划中未来中央公园的核心区域，仍孤零零矗立着一座青砖黛瓦的老式院落。
院子的主人名叫李继光，是一位年过七旬、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他也是一名曾参加过南疆反击战的退伍老兵。
拆迁指挥部的同志先后上门十七次，每一次都被老人拄着拐杖，沉默而坚定地挡在门外。
“你们不必再来了。”老人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子弹般的穿透力，“给多少钱我都不走。就算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
负责拆迁的副总指挥，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在我办公室里愁眉不展地汇报：“江董，这块骨头实在太硬了。软的硬的我们都试过。按政策，补偿款已加到上限三百二十万，他看都不看一眼。请街道、退伍军人事务局的领导去劝，他也谁的面子都不给。”
“他到底想要什么？”我皱紧眉头问道。
“他什么都不图。”副总指挥叹了口气，“我向老邻居打听过，这老宅是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他父母、他爱人，都是在这院子里走的。院里有棵石榴树，是他参军前和妻子一起种下的。他说，那棵树就是他妻子。他若走了，谁来替他照顾‘她’？”
我陷入沉默。
我明白，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寻常的“钉子户”。
我们所遇见的，是一位用余生守护记忆的孤独战士。
金钱与权力，在此都已失效。
“江董，要不……我们采取一些必要手段？”副总指挥试探着问，“走法律程序申请强制执行。我们手续齐全、理由充分，任谁也挑不出毛病。否则因为他这一户，整个中央公园的工期都要延误，损失可就……”
“不行。”我断然否决。
“绝对不行。”我语气坚决地重复道，“我们建设新城，是为了让这片土地上的人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如果我们用毫无尊严的方式对待一位曾为国家流血的老英雄，那我们所建起的就不是新城，而是耻辱柱。”
我站起身，拿起外套：“备车，我亲自去一趟。”
那是一个细雨飘洒的午后。
我没有让任何人陪同，独自撑伞走进那座略显萧瑟的院落。
李继光老人正坐在廊下，用砂纸仔细打磨一根断裂的拐杖。
他看到我，眼神依旧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没有提拆迁，没有谈补偿。
我只是收起伞，在他对面的小板凳上坐下。
“李大爷，我以前也在部队待过，虽然只是在机关，但对老兵始终怀有感情。”我注视着他的双眼，诚恳地说，“今天来，不是和您谈条件的。我只想听您讲讲这座院子的故事。”
我的开场白似乎令他有些意外。
他手中的动作停顿片刻，抬起眼皮，久久地审视着我。
或许是我的目光足够真诚，或许是“部队”二字触动了他心底的某根弦。
那个下午，他那扇紧闭了两个月的话匣子，第一次为我打开了。
他讲起院中那棵石榴树，是他和新婚妻子一起从山上亲手挖来栽下。
他讲起上前线之前，妻子如何在树下为他缝补军装上最后一颗纽扣。
他讲起收到妻子病逝的电报时，自己正趴在闷热潮湿的猫耳洞里，三天三夜未曾合眼。
他语气平淡，不起波澜。
我却听得眼眶阵阵发酸。
雨一直下。
我们一个讲述，一个倾听，不知不觉忘了时间。
临走时，我对他说：“李大爷，请您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给您，也给这满院记忆一个交代。”
回到指挥部，我推翻了所有原有方案。
连夜召集规划设计院的顶尖专家与核心团队，召开了一场长达八小时的闭门会议。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们不拆了。”
“我们要将李大爷这座祖宅完整保留下来，让它成为未来中央公园中一个有故事的‘文化坐标’。我们要修缮它、保护它，使它成为这座新城关于‘记忆’与‘尊重’的活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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