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下任务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肩上扛起的,不止是一份报告,更是张青峰书记的政治期望,和整个县委办几十双眼睛的审视。
我没有立刻动笔。我知道,这份报告绝不能闭门造车。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陈思宇签发的、盖着“县委办公室”红头印章的调研函,直接走进了县发改局的大门。
“您好,我是县委办综合科的江远,受书记委托,就我县营商环境问题做个专题调研,需要发改局提供一下近三年的相关数据,特别是招商引资项目的签约额与实际落地资金的对比情况。”我将调研函递了过去,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公事公办。
发改局的办公室主任看到那枚鲜红的印章,态度立刻变得无比热情。他不敢有丝毫怠慢,亲自将我引到会议室,端茶倒水,并立刻叫来了负责项目统计的科长。数据虽然敏感,但面对代表着县委“脸面”的调研,他们不敢不给,更不敢随意糊弄。我需要做的,只是在拿到数据后,通过交叉比对,来判断其中的“水分”。
下午,在陈思宇的协调下,由县工商联牵头,一场小范围的“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在工商联的会议室召开。我以“县委办工作人员”的身份,列席旁听,负责记录。
会上,企业家们发言大多比较克制,多是提一些宏观建议。但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话语中那些闪烁其词的“弦外之音”。
会议结束后,我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借着递名片的机会,与其中两位发言中肯的企业家多聊了几句。看到我名片上“县委办公室”的字样,他们心领神会,态度也变得真诚了许多。一位本土制造业的老板把我拉到走廊的角落,压低声音,将他遭遇的各种“隐性收费”和“检查过多”的苦水,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这些第一手的资料,远比任何报告里的文字都更具分量。
接下来的几天,我用同样的方式,跑遍了政务服务中心、税务局等关键部门。事实证明,县委办这块金字招牌,远比任何“软磨硬泡”都管用。
掌握了充足的素材后,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在无数杯浓茶的刺激下,一份近五千字的调研报告,终于跃然纸上。
整篇报告,数据详实,案例尖锐,对策具体。尤其是对策部分,我大胆地提出了“建立营商环境投诉‘一号通’平台”、“推行重点项目‘首席服务官’制度”以及“开展‘假如我是服务对象’换位思考主题活动”等一系列具体建议,并将“成立常态化巡查组”作为保障这一切落地的“利剑”,逻辑自洽地融入其中。
周五下午,我将打印好的报告,送到了科长孙宏斌的办公室。这是组织程序,我必须遵守。
“孙科长,调研报告的初稿写好了,您审阅把关。”
孙宏斌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地看了起来。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平静,到中途的眉头紧锁,再到最后的脸色凝重。
他沉默了很久。
“江远啊,”他终于开口了,语气却变得语重心长,“报告写得很深刻,看得出来,是下了功夫的。但是……”
他拿起红笔,指着报告中关于“隐性收费”和“新官不理旧账”的案例部分,摇了摇头:“这些案例,太具体,指向性太强。报上去,会得罪一大批部门和乡镇。我们县委办的材料,讲究的是站位高,格局大。问题要点出来,但方式可以更艺术一些。”
他又指着我提出的对策部分:“还有这个‘换位思考主题活动’,提法很好,但写得太实了,容易引起反弹。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叫‘持续深化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以理论学习促进服务意识提升’。你看,意思没变,但听起来是不是更正面,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一片明镜。
他不是在简单粗暴地删改,而是在用一套纯熟的官场话语体系,对我这把锋利的刀,套上一个厚厚的“刀鞘”。他要磨掉的,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锐气。
“孙科长,您的意见太高明了,一下子就点透了。我还是太年轻,考虑问题不周全。”我脸上,露出了无比真诚的“受教”表情。
“嗯,孺子可教。”孙宏斌满意地点了点头,“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也要懂得用巧劲。好了,抓紧时间改吧,改完直接报给我,我签发上报。”
我拿着报告,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回到座位,我将那份原稿,不动声色地复制了一份。然后,我打开原稿文档,开始按照孙宏斌的“指导意见”,进行“转化”和“包装”。
不到一个小时,一篇全新的、四平八稳、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空洞无物的“修改稿”,就在我手上诞生了。我把它打印出来,再次交给了孙宏斌。他看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让文书立刻上报给书记办公室。
做完这一切,已经临近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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