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春的南京，寒意在雨雾里迟迟不散。
复兴社情报一处的办公楼里，暖气早已停了，陈默握着钢笔的指尖泛着冷白，目光却死死钉在桌上那叠泛黄的电报纸上——最上面一张印着“绝密”二字，右下角是戴笠亲笔签的“速办”，墨迹还带着点未干的润色。
“陈处长，这是今早刚收到的上海密报，共7份，都是关于日特活动的。”
通讯员小张抱着文件夹走进来，脚步放得很轻，“戴老板在办公室等着您过去汇报，说那边催得紧。”
陈默抬手揉了揉眉心，将电报纸叠整齐塞进公文包，指尖划过包内侧缝着的暗格——那里藏着半张用密写药水写好的纸条，是昨晚刚给组织传完消息的底稿。
他起身理了理中山装的领口，袖口沾着的墨渍没来得及擦，在藏青色布料上留下一点浅灰的印子：“知道了，这就去。”
戴笠的办公室里烟味呛人，红木办公桌上摊着张上海地图，密密麻麻插着十几根红色图钉。见陈默进来，戴笠将烟蒂摁在烟灰缸里，指了指地图：“陈默，你自己看，从去年12月到现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还有闸北那边，已经发现13起日特渗透的案子了——有的假装成洋行买办，有的混进工厂当工人，甚至还有人冒充咱们复兴社的人，去跟地方商会接触。”
陈默俯身看着地图，红色图钉集中在静安寺和虹口一带，那里是日侨聚居区，也是日特机关的重点活动区域。
他指尖点在静安寺旁的“同福里”，那里插着两根图钉：“老师，这里是不是上个月报告的‘高桥小组’活动的地方？”
“没错。”
戴笠点头，脸色沉得像窗外的天，“这个高桥，是日本特高课的老牌探子，据说在上海潜伏了五年，之前一直没动静，最近突然活跃起来，连着跟三个纱厂的工头接触，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军政部昨天打电话过来，让咱们复兴社牵头，三天内整理出上海地区的可疑人员名单，重点盯紧跟日侨有往来的商人、工人，还有最近从东北、华北来上海的人。”
他将一叠档案推给陈默，封皮上写着“上海日伪嫌疑人员初步排查表”：“这里面是各分站报上来的线索，你负责汇总整理，剔除重复的，标注出重点可疑人员，明天中午之前给我。记住，这事关系重大，不能出任何纰漏——要是让日特把情报传到苏区，或者在上海搞出什么乱子，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陈默双手接过档案，指尖触到纸张的凉意，心里却快速盘算起来——整理名单是假，趁机筛选情报传给组织才是真。
复兴社各分站的线索鱼龙混杂，有些是真的日特，有些是被冤枉的普通百姓，还有些是地下组织的同志被误报。
他必须在三天内把这些线索捋清楚，既不能让真正的日特漏网，也不能让同志暴露，还要把关键情报传递出去。
“请老师放心，学生一定尽快整理好。”
陈默语气恭谨，将档案抱在怀里，“要是遇到不确定的线索，我能不能随时向您请示？”
“可以。”
戴笠挥了挥手，又点了根烟，“但别什么小事都来烦我，你自己拿主意——你在情报一处待了三年，这点判断力还是有的。”
从社长办公室出来，陈默径直回了自己的工位，将档案摊在桌上。
办公室里很安静，其他干事都在埋头处理自己的任务，只有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偶尔夹杂着译电科发报机的“滴滴”声。
他翻开第一份档案，上面写着“姓名：张明远，职业：上海大隆机器厂工人，嫌疑：1932年从沈阳来沪，与日侨商人有过三次接触”。
陈默皱了皱眉——大隆机器厂是地下组织的联络点之一，张明远他认识，是负责传递工厂情报的同志，跟日侨接触是为了打探日商的军火订单。
这份线索显然是分站的人没查清楚，误把同志当成了嫌疑人员。他用铅笔在“嫌疑”二字旁边画了个圈，标注上“需核实”，心里记下要尽快把这个消息传给组织，让张明远暂时避一避。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陈默埋首在档案堆里，逐份核对线索。
遇到明确是日特的，比如“姓名：高桥一郎，职业：上海东亚洋行经理，嫌疑；
多次与日本领事馆人员秘密接触，名下账户有大额不明资金流动”，他用红笔在名字上画了横线，标注“重点盯防”；
遇到可疑但证据不足的，比如“姓名：刘淑珍，职业：法租界女子学校教师，嫌疑；
有学生举报其课堂上宣扬亲日言论”，他标注“待查”；
遇到被误报的同志，他都用铅笔轻轻画个圈，记在心里。
中午吃饭时，陈默故意磨蹭到最后，等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光了，他快速从公文包内侧的暗格里拿出张油纸纸，用密写钢笔在上面写下：“1. 高桥一郎（东亚洋行）为特高课探子，重点盯防；2. 张明远（大隆机器厂）被误报，需暂避；3. 同福里、虹口路日特活动频繁，提醒同志减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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