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民国12年）初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堂上，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本上投下斑斓的光影。
陈幽正低头快速记录着教授的讲课重点，笔尖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标题下划下重重一笔——这是他在中山大学学习半年来，最深刻的感悟。
“同志们，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是指导革命实践的武器！”
苏联教授敲了敲黑板，用流利的中文强调，“你们回国后，要把在这里学到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因为中国的国情——农民占绝大多数，和苏联截然不同！”
陈幽猛地抬头，教授的话像一道闪光，照亮了他长久以来的困惑。
在法国时，他专注于华工动员，积累了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到了苏联，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总在思考“如何将工人运动的经验，用到中国农民身上”。
此刻教授的话，让他豁然开朗——理论是骨架，实践是血肉，只有用中国的“血肉”去填充理论的“骨架”，才能形成真正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
课后，陈幽抱着课本，直奔学校的实践研究室。
这里陈列着苏联各地的革命实践案例，从工厂的工会建设，到农村的集体化运动，每一份资料都详细记录了“理论如何指导实践”“实践如何修正理论”的过程。
他在一份苏联农村革命的资料前驻足，上面写着：“初期照搬城市工人运动模式，忽视农民诉求，导致革命受挫；后调整策略，以‘土地改革’为核心，动员农民参与，最终取得胜利。”
“这不正是中国革命要注意的问题吗？”
陈幽在笔记本上写下感悟，“中国农民的核心诉求是土地，就像法国华工的核心诉求是工资，苏联工人的核心诉求是工时。革命不能‘一刀切’，必须抓住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完善策略。”
为了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融合，陈幽主动申请加入学校的“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小组”。
小组的成员大多有国内革命经验，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有的领导过农民运动，有的像陈幽一样，有过旅欧勤工俭学经历。
他们每周召开一次研讨会，结合苏联的理论课程，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如何动员农民”，到“如何建立革命武装”，从“如何应对军阀围剿”，到“如何团结中间力量”，每一次讨论都像一场头脑风暴，让陈幽受益匪浅。
一次研讨会上，大家围绕“农民运动的组织方法”
展开激烈讨论。一位来自湖北的同学说：“我家乡的农民思想保守，只关心‘能不能吃饱饭’，对‘革命’‘解放’这些词不感兴趣，必须用他们能听懂的话，讲清楚‘革命能让他们有地种、有饭吃’。”
陈幽立刻接过话：“这和法国华工的情况很像！华工大多文化程度低，听不懂高深的理论，我就用‘团结起来能涨工资’‘反抗能不受欺负’这些实际利益，动员他们加入组织。我觉得动员农民也一样，先帮他们解决‘减租’‘抗粮’这些实际问题，赢得信任后，再慢慢传播革命思想。”
小组组长，一位曾在广东领导过农民运动的同志点点头：“陈幽同志说得对！理论要‘接地气’，才能被群众接受。我们可以借鉴苏联的‘基层党支部’模式，在农村建立‘农会’，把农民组织起来，既帮他们争取权益，又向他们传播革命理论，实现‘实践带动理论传播，理论指导实践发展’。”
这次讨论后，陈幽结合自己在法国的华工动员经验，和小组同志一起，撰写了《中国农民运动初步设想》，详细阐述了“以利益为纽带动员农民、以农会为载体组织农民、以理论为指导武装农民”的策略，得到了学校教授的高度评价。
除了参与研究小组，陈幽还利用周末时间，深入莫斯科周边的农村和工厂，实地考察苏联的革命实践。
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家集体农庄，他看到农民们在田间劳作，脸上带着笑容，农庄的负责人介绍：“我们实行‘土地公有、按劳分配’，农民不仅能吃饱饭，还能享受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刚开始也有农民不理解，我们就组织他们参观工厂，让他们明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陈幽认真记录着，心里深受启发：“中国农村也可以借鉴这种‘示范带动’的方法，先在一些地方建立‘模范农会’，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再逐步推广，这样比单纯的理论宣传效果更好。”
在一家钢铁厂，陈幽看到工人们在工会的组织下，定期召开“生产讨论会”，提出改进生产的建议，参与工厂的管理。
工会主席说：“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只有让他们参与管理，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在企业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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