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的四月，樱花瓣还带着末春的柔润，风一吹便簌簌落在广岛和平公园的石板路上，混着空气中若有似无的青草香，却总让人记起1945年这里曾有的灼痛——那片被战火撕裂的土地，如今立着和平纪念塔，陈列着见证苦难的遗物，每一处角落都在无声诉说着对战争的抗拒与对和平的渴求。
而这一天，公园的西北角又多了一道特殊的景致，一座刻着太极招式的“和平忏悔碑”，正迎来它的揭幕时刻。
李天骥站在碑前，指尖轻轻拂过石碑边缘细腻的纹路。
这座碑不算巍峨，却透着沉甸甸的分量，碑身主体是青灰色的花岗岩，经匠人打磨得温润却不光滑，仿佛要将岁月的厚重与战争的粗糙都凝在石上。
碑的正面没有复杂的浮雕，只以阴刻手法勾勒出两组太极招式：左侧是“云手”，招式舒展，双臂如揽流云，透着从容的力道；右侧是“揽雀尾”，动作沉稳，似护珍宝，藏着包容的心意。两组招式之间，刻着几行鎏金铭文，字体遒劲却不张扬：“战起则家破，兵戈则人亡；以武止戈，以和化怨；忏悔过往，共护太平。”
此刻，公园里早已聚满了人。
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手里攥着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战火中逝去的亲人；有带着孩子的父母，轻声给孩子讲述石碑背后的故事；还有不少媒体记者，镜头对准石碑，也对准人群中那些特殊的身影——几个穿着深色西装、面色紧绷的男人，正是此前坚决反对立碑的右翼分子。
当初提议在广岛和平公园立“和平忏悔碑”时，李天骥便预料到会有阻力。
有人说，广岛已是战争受害者的纪念地，再立“忏悔碑”是“自揭伤疤”；更有右翼分子公开抗议，声称“不应过度渲染战争罪责”，甚至多次在李天骥的住处和办公地点外聚集，言辞激烈地反对立碑计划。
但李天骥从未动摇。他记得第一次来广岛时，在和平纪念资料馆里看到的那只烧焦的书包，书包上还留着孩子的名字，据说是战争爆发时，孩子正背着书包上学，瞬间便被战火吞噬；他也记得和一位幸存的老人聊天，老人说“最痛的不是自己受的伤，是看着身边人一个个倒下，却连一句告别都来不及说”。
那些画面、那些话语，像重锤一样砸在他心上，也让他更加坚定：和平不该只停留在“纪念受害者”，更该走向“正视罪责、忏悔过往”——只有真正承认错误，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这便是他推动立碑的初心。
为了让这座碑被更多人理解，李天骥花了近一年时间奔走。
他一次次和广岛市政府沟通，阐述立碑的意义；他带着太极传承人的身份，走进当地的社区、学校，用太极“以柔克刚、以和为贵”的理念，讲述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
他说：“太极不是用来争强好胜的功夫，是教人懂得收敛锋芒、包容差异的智慧；就像和平不是靠遗忘换来的，是靠正视过往、彼此体谅才守得住的。”
渐渐地，反对的声音弱了下来。
不少曾中立的市民开始支持他，甚至有几位广岛本地的匠人主动提出，要免费参与石碑的雕刻，“想亲手为和平做点事”；就连此前态度强硬的右翼分子中，也有人悄悄来听过他的宣讲，只是那时，他们依旧不肯松口，只说“要等碑立起来，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揭幕仪式的钟声敲响时，李天骥走上台，没有冗长的致辞，只说了短短一段话：“这座碑，刻的是太极，写的是和平，藏的是忏悔。太极讲‘阴阳相济’，就像战争与和平从不能割裂——只有记得战争的阴寒，才懂和平的温暖；只有愿意为过往忏悔，才能守住未来的安宁。”
话音落下，人群中静了片刻，随即响起轻轻的掌声。
而那些右翼分子，站在人群的边缘，目光紧紧盯着碑上的太极招式与铭文，脸上的紧绷渐渐褪去。
其中一个名叫佐藤的男人，今年五十多岁，父亲曾是二战时期的士兵，战后一直不愿提及战争的经历，直到临终前，才含糊地说过一句“当年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无辜的人倒下，心里一直不安”。
佐藤以前总觉得，父亲的不安是“没必要的”，甚至觉得外界对“战争罪责”的讨论是“刻意针对”。
可此刻看着碑上“战起则家破，兵戈则人亡”的铭文，又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模样，想起他曾在资料馆里看到的那些战争遗物，过往刻意忽略的画面突然涌了上来：烧焦的房屋、哭泣的孩子、失去亲人的人们……那些画面像针一样扎在心上，让他胸口发闷，眼眶渐渐红了。
他身边的另一个右翼分子，比他年长几岁，曾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尾声，小时候跟着母亲躲在防空洞里，听着外面的炮火声，总怕下一秒就会失去母亲。
那时他不懂为什么会有战争，长大后却被错误的观念影响，觉得“不该只强调自己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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