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的钢笔尖在教案本上顿了顿,墨点晕开在“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几个字旁边。窗外的梧桐叶被初秋的风卷着落在窗台上,她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晚上七点零三分,办公室里只剩下她桌前这盏台灯亮着,电脑屏幕上还停留在某县教育局发来的师资名单,表格里“50岁以上教师占比62%”“英语、美术专职教师为0”的红色标注,像一根细刺扎在她心里。
作为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基础教育研究员,林夏的工作从来不是在实验室里做理论研究。她的“战场”在乡村学校的土操场、县城中学的旧教室,在那些握着粉笔却不知道如何教孩子画水彩的老师手里,在那些渴望上英语课却只能跟着语文老师读单词的学生眼里。桌上那本磨破了封皮的《乡村教育现状调研手记》,已经记满了八个县、二十三个乡镇的故事,最新一页写着:“某村小教师王桂兰,教龄38年,既带语文又带数学,课间还要给孩子热午饭——她需要的不是‘教学理论’,是能直接用在课堂上的‘实用方法’。”
“叮”的一声,微信工作群弹出消息,是副院长赵凯发来的:“小林,明天上午九点去郊县实验中学,跟那边的老师对接‘分层教学’试点。他们反映初二学生数学成绩两极分化严重,你把之前做的分层教案模板带上。”
林夏揉了揉发酸的肩膀,把桌上的资料分类装进帆布包——最外层是给乡村教师准备的彩色卡纸和简笔画教程,中间层是分层教学的案例汇编,最里层藏着一本崭新的《儿童心理学》,那是给村小老师王桂兰带的。上次去调研时,王老师拉着她的手说:“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有时候闹脾气,我都不知道怎么哄。”这句话,林夏记了整整一个月。
第二天早上八点十分,林夏坐着教育局的班车前往郊县实验中学。车子驶过架在稻田上的水泥路时,她翻开了实验中学发来的学生成绩表:全班45人,数学满分120分,最高118分,最低23分,中间段学生断层严重。“不是学生笨,是教学方法没跟上。”她在心里默念,手指在表格上划出重点——需要把学生分成“基础组”“提升组”“拔尖组”,基础组从课本例题重新讲起,提升组做变式训练,拔尖组搞拓展探究,三个组的目标不同,作业也得不一样。
刚到学校门口,就看到校长李建国和数学组组长张敏在等她。“林老师,可把你盼来了!”张敏快步迎上来,手里攥着一摞作业本,“你看这基础差的学生,连一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成绩好的又觉得课堂内容太简单,上课总走神。我们试过按成绩排座位,结果差生冷落到不想上课,好生生的办法全走了样。”
林夏跟着他们走进初二(3)班的教室,孩子们正在早读,阳光透过窗户落在泛黄的课桌上,有的孩子手里的课本已经卷了边,却还在认真地念着数学公式。她走到最后一排,看到一个扎着马尾的女生正低头在草稿纸上画小人,课本摊在旁边,上面的例题写满了歪歪扭扭的批注。“这是陈小雅,数学每次都不及格,上课总爱走神。”张敏小声说。
上课铃响后,林夏没有直接讲题,而是从包里拿出三个不同颜色的信封:“同学们,今天我们玩个‘信封闯关’游戏。蓝色信封里是基础题,闯过这关,就能拿到‘数学小能手’贴纸;黄色信封是提升题,闯过能拿‘数学小达人’;红色信封是挑战题,闯过就是‘数学小博士’。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信封,不管选哪个,只要认真做,都是胜利者。”
教室里瞬间热闹起来,孩子们纷纷举手选信封。陈小雅犹豫了半天,最终选了蓝色信封。林夏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没关系,咱们从简单的开始,慢慢来。”整节课,她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在三个组之间来回走动,给基础组的学生讲例题时,会用他们熟悉的“买文具”“分糖果”举例;给拔尖组的学生出拓展题时,会让他们分组讨论“如何用方程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下课铃响时,陈小雅举着写满答案的蓝色信封跑过来,眼睛亮晶晶的:“林老师,我全做对了!我是不是‘数学小能手’了?”林夏笑着帮她贴上贴纸:“当然是!下次咱们试试黄色信封,好不好?”陈小雅用力点头,跑回座位时,还不忘把贴纸贴在课本最显眼的地方。
“林老师,这方法太管用了!”张敏激动地说,“以前基础差的学生上课都低着头,今天全都抬着头做题,连陈小雅都主动问问题了。”林夏拿出分层教案模板,跟数学组的老师一起修改:“基础组的作业要少而精,比如每天做5道基础题,重点练计算;提升组可以加1道变式题,拔尖组可以做1道跨学科的拓展题,比如用数学知识计算操场的面积。”
离开实验中学时,已经是下午一点。林夏没顾上吃午饭,又赶去郊区的青山村小——她答应了王桂兰老师,要教孩子们上一节“看得见的美术课”。车子停在村口时,她看到几个孩子趴在土坡上画画,手里拿着半截铅笔,在废纸上画着村里的老槐树。“林老师!”孩子们看到她,立刻围了上来,手里的画纸举得高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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