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的指甲划过定损报告第17页时，晨光正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在“维修项目”那栏投下道细长的光斑。桌上的咖啡已经凉透，杯壁上的褐色渍痕像条干涸的河，杯底沉着片没泡开的速溶咖啡渣——这是他今天处理的第三起车险理赔，报案人称“雨天路滑撞到护栏”，但照片里的撞击角度总透着股刻意。
“林哥，城南那起人身险报案有点棘手。”实习生小徐抱着文件夹进来，塑料封面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小姑娘的马尾辫用根黑色皮筋扎着，发梢沾着片银杏叶，是刚才去楼下取文件时蹭到的，“报案人说被保险人昨天突然去世，家属今天一早就来闹，说我们故意拖着不赔。”
林夏的目光落在“城南”两个字上。这个片区上个月刚出过起骗保案，被保险人伪造意外摔伤的病历，结果被查出来是旧伤复发。他翻开卷宗，被保险人叫周国强，58岁，投保的是“安行宝”意外险，受益人是他的妻子刘桂兰。
“死亡证明呢？”林夏的指尖在“意外身故”四个字上顿了顿。
“医院开的是‘突发心梗’，”小徐把份复印件推过来，纸张边缘卷着毛边，“但家属说他是在工地搬砖时晕倒的，属于工伤，我们的意外险也该赔。”
林夏调出投保记录，周国强是半年前买的保险，保费一次性缴清，保额50万。这个年纪的投保人很少选这么高的保额，而且职业栏填的是“务农”，不是“建筑工人”。
“去趟工地。”他抓起外套，衣架上的工牌晃了晃，金属链扣撞击发出轻响，“顺便去医院看看病历，特别是既往病史。”
工地的铁皮房里弥漫着汗味和水泥灰的混合气味。包工头是个络腮胡的男人，手里的安全帽往桌上一磕，烟灰簌簌往下掉：“周国强？哦，是有这么个人，干了不到半个月，昨天早上说不舒服，就回去了，谁知道……”
“他有没有说过心脏不好？”林夏的目光扫过墙上的考勤表，周国强的名字后面只打了七个勾。
“没听说啊，”包工头挠了挠头，“看着壮实得很，搬水泥比小伙子都利索。”
走出铁皮房时，秋风卷着沙砾打在脸上。林夏看着远处脚手架上的工人，像群被悬在半空的蚂蚁，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个在建筑队干了一辈子的男人，总说“干活别惜力，惜力赚不到钱”，结果五十岁就得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
医院的档案室在顶楼，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照进来，在病历本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周国强的病历很薄，最近一次就诊是三年前，诊断结果是“高血压3级”，医生在医嘱里写着“避免重体力劳动，定期复查”。
“这病要是控制不好，很容易引发心梗。”值班医生推了推眼镜，“他最后一次拿药是半年前，刚好是他买保险的时间。”
林夏的心里沉了沉。隐瞒既往病史投保，意外险是可以拒赔的。但他想起刘桂兰的样子——早上在公司大厅，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的女人，手里紧紧攥着丈夫的遗像，指节泛白，像要把照片捏碎。
下午两点十七分，林夏回到公司，刚坐下就被理赔部主管张姐叫进办公室。她指着电脑屏幕上的监控录像，声音冷得像冰：“你看看，刘桂兰带了群人在大厅哭闹，说我们‘草菅人命’，已经影响到其他客户了！”
录像里，刘桂兰被几个亲戚围着，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正对着镜头哭喊：“我男人就是累死的！你们凭什么不赔？是不是欺负我们农村人没文化？”
“按条款，她丈夫隐瞒病史，我们可以拒赔。”张姐把拒赔通知书拍在桌上，“你现在就去跟她讲清楚，再闹就报警！”
林夏拿起拒赔通知书，纸张边缘被他捏出了道褶皱。他想起自己刚做理赔员那年，处理过起类似的案子，被保险人隐瞒了癌症病史，死后家属闹了很久，最后公司还是拒赔了。但他忘不了那个老太太在走廊里哭的样子，说“我儿子就想给我留笔养老钱”。
“张姐，我想再去趟她家。”林夏的声音很轻，“也许……有什么隐情。”
“你就是心软！”张姐的钢笔在桌上戳出个坑，“别忘了上个月的考核，你因为‘过度共情’扣了三分！再这样下去，年底的优秀员工就别想了！”
林夏没说话，抓起公文包往外走。他知道张姐说的是实话，理赔员的KPI里，“结案速度”和“拒赔率”占很大比重，心太软确实会影响业绩。但他总觉得，那些冰冷的条款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是沉甸甸的日子。
周国强家在城郊的平房区，院墙是用碎砖头砌的，门口堆着几袋没卖完的红薯。刘桂兰正坐在门槛上择菜，看见林夏，手里的豆角“啪嗒”掉在地上。
“你们还来干什么？”她的眼睛红肿得像核桃，“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尽杀绝？”
“我想看看周大哥的遗物。”林夏蹲在她面前，“也许能找到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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