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的指甲划过定损报告第17页时,晨光正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在“维修项目”那栏投下道细长的光斑。桌上的咖啡已经凉透,杯壁上的褐色渍痕像条干涸的河,杯底沉着片没泡开的速溶咖啡渣——这是他今天处理的第三起车险理赔,报案人称“雨天路滑撞到护栏”,但照片里的撞击角度总透着股刻意。
“林哥,城南那起人身险报案有点棘手。”实习生小徐抱着文件夹进来,塑料封面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小姑娘的马尾辫用根黑色皮筋扎着,发梢沾着片银杏叶,是刚才去楼下取文件时蹭到的,“报案人说被保险人昨天突然去世,家属今天一早就来闹,说我们故意拖着不赔。”
林夏的目光落在“城南”两个字上。这个片区上个月刚出过起骗保案,被保险人伪造意外摔伤的病历,结果被查出来是旧伤复发。他翻开卷宗,被保险人叫周国强,58岁,投保的是“安行宝”意外险,受益人是他的妻子刘桂兰。
“死亡证明呢?”林夏的指尖在“意外身故”四个字上顿了顿。
“医院开的是‘突发心梗’,”小徐把份复印件推过来,纸张边缘卷着毛边,“但家属说他是在工地搬砖时晕倒的,属于工伤,我们的意外险也该赔。”
林夏调出投保记录,周国强是半年前买的保险,保费一次性缴清,保额50万。这个年纪的投保人很少选这么高的保额,而且职业栏填的是“务农”,不是“建筑工人”。
“去趟工地。”他抓起外套,衣架上的工牌晃了晃,金属链扣撞击发出轻响,“顺便去医院看看病历,特别是既往病史。”
工地的铁皮房里弥漫着汗味和水泥灰的混合气味。包工头是个络腮胡的男人,手里的安全帽往桌上一磕,烟灰簌簌往下掉:“周国强?哦,是有这么个人,干了不到半个月,昨天早上说不舒服,就回去了,谁知道……”
“他有没有说过心脏不好?”林夏的目光扫过墙上的考勤表,周国强的名字后面只打了七个勾。
“没听说啊,”包工头挠了挠头,“看着壮实得很,搬水泥比小伙子都利索。”
走出铁皮房时,秋风卷着沙砾打在脸上。林夏看着远处脚手架上的工人,像群被悬在半空的蚂蚁,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个在建筑队干了一辈子的男人,总说“干活别惜力,惜力赚不到钱”,结果五十岁就得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
医院的档案室在顶楼,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照进来,在病历本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周国强的病历很薄,最近一次就诊是三年前,诊断结果是“高血压3级”,医生在医嘱里写着“避免重体力劳动,定期复查”。
“这病要是控制不好,很容易引发心梗。”值班医生推了推眼镜,“他最后一次拿药是半年前,刚好是他买保险的时间。”
林夏的心里沉了沉。隐瞒既往病史投保,意外险是可以拒赔的。但他想起刘桂兰的样子——早上在公司大厅,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的女人,手里紧紧攥着丈夫的遗像,指节泛白,像要把照片捏碎。
下午两点十七分,林夏回到公司,刚坐下就被理赔部主管张姐叫进办公室。她指着电脑屏幕上的监控录像,声音冷得像冰:“你看看,刘桂兰带了群人在大厅哭闹,说我们‘草菅人命’,已经影响到其他客户了!”
录像里,刘桂兰被几个亲戚围着,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正对着镜头哭喊:“我男人就是累死的!你们凭什么不赔?是不是欺负我们农村人没文化?”
“按条款,她丈夫隐瞒病史,我们可以拒赔。”张姐把拒赔通知书拍在桌上,“你现在就去跟她讲清楚,再闹就报警!”
林夏拿起拒赔通知书,纸张边缘被他捏出了道褶皱。他想起自己刚做理赔员那年,处理过起类似的案子,被保险人隐瞒了癌症病史,死后家属闹了很久,最后公司还是拒赔了。但他忘不了那个老太太在走廊里哭的样子,说“我儿子就想给我留笔养老钱”。
“张姐,我想再去趟她家。”林夏的声音很轻,“也许……有什么隐情。”
“你就是心软!”张姐的钢笔在桌上戳出个坑,“别忘了上个月的考核,你因为‘过度共情’扣了三分!再这样下去,年底的优秀员工就别想了!”
林夏没说话,抓起公文包往外走。他知道张姐说的是实话,理赔员的KPI里,“结案速度”和“拒赔率”占很大比重,心太软确实会影响业绩。但他总觉得,那些冰冷的条款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是沉甸甸的日子。
周国强家在城郊的平房区,院墙是用碎砖头砌的,门口堆着几袋没卖完的红薯。刘桂兰正坐在门槛上择菜,看见林夏,手里的豆角“啪嗒”掉在地上。
“你们还来干什么?”她的眼睛红肿得像核桃,“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尽杀绝?”
“我想看看周大哥的遗物。”林夏蹲在她面前,“也许能找到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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