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接过纸,上面用铅笔写着简单的音符,旁边标着“像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像雨滴打在玻璃上”。他笑了,想起老周总说,最好的编曲不用乐理书教,用心听就行。“很好,就按这个录。”
送走他们,林夏瘫在椅子上,看着墙上贴满的录音日程表。红色的标记密密麻麻,下周要录摇滚乐队的单曲,主唱是个性子火爆的小伙子,上次因为吉他音色不对,差点砸了录音棚;下下周是民谣歌手的专辑,歌手要求必须用 analog 设备,说数字录音“没有灵魂”;中间还要抽时间去给选秀节目当评审——那份工作是公司硬塞给他的,说是能提高曝光度,可他实在受不了选手们对着镜头哭诉说“为了音乐梦想吃了多少苦”,转头却连基本的乐理都不懂。
手机响了,是老周打来的:“小林,我这儿有个孩子,嗓子条件特别好,就是家里穷,买不起设备,你能不能抽空来听听?”老周退休后在郊区开了家公益录音室,专帮那些有天赋却没资源的孩子。
“明天上午吧。”林夏看了眼日程表,把选秀节目的彩排时间往后调了调,“我带套便携录音设备过去。”
挂了电话,他起身整理调音台,发现苏芮落下了本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是首没写完的诗,字迹歪歪扭扭,旁边画着个简陋的麦克风。最后一页贴着张泛黄的照片,是十年前的苏芮,扎着马尾辫,在学校的歌唱比赛上,手里拿着的正是他当年监制的第一张专辑——那是张民谣专辑,销量惨淡,却被业内评为年度最佳制作。
“原来早就见过。”林夏笑着把笔记本放进抽屉,准备下次还给她。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混音台上,旋钮上的刻度反射出细碎的光,像极了他刚入行时,在老录音棚里见过的那些星光——那时录音棚的屋顶有个破洞,晚上录音时能看见星星,老周说“星星听得见好声音”。
下午混缩时,混音师老李突然说:“这版比之前的有魂多了,上周那个编曲简直是毁嗓子,电子音效堆得像座山。”老李是业内的老资格,混过不少经典专辑,现在退休了,偶尔来帮忙,说是“在家待着浑身难受”。
“公司那边要求的,说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这样。”林夏调整着均衡器,“我把副歌的电子鼓换成真鼓了,低频能稳点。”他想起昨天跟鼓手小王打电话,让他凌晨三点来补录,小王二话没说就来了,录完还说“林哥你放心,好音乐值得等”。
老李叹了口气:“想当年我们录一首歌,光找感觉就得耗上半个月,现在倒好,三天出一首,还得兼顾短视频平台的15秒片段。”他指着屏幕上跳动的频谱图,“你看这波形,跟心电图似的,哪像首歌。”
林夏没接话,想起上周去参加的行业峰会,台上的互联网公司高管大谈“音乐工业化”,说要像生产可乐一样生产歌曲,标准化、批量化,还展示了AI生成的demo,旋律工整得挑不出错,却像没有灵魂的空壳。散会时,一个年轻的音乐平台算法工程师拦住他,说“林老师,我其实偷偷在算法里加了您的歌,希望能有更多人听见”。
“林老师,苏芮老师的经纪人刚才发消息,说公司想把副歌部分换成电子音效,说这样更适合跳舞。”小陈拿着手机过来说,语气里带着点无奈,“他们还说,如果您不同意,就换制作人。”
林夏皱起眉,直接拨通了大刘的电话:“这首歌要是加电子音效,我就撤署名。”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失去公司的资源,可能会被业内说“不合时宜”,但他更怕多年后再听这首歌,会想起自己曾经妥协过。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大刘气急败坏的声音:“林夏你别太较真!不就是首流行歌吗?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
“对我来说,每首歌都值得认真。”林夏挂了电话,把刚才混缩好的版本存进备份硬盘,一式三份,分别放在工作室、家里和老周的录音室。他知道,这场拉锯战不会结束,就像他入行时,老周跟唱片公司据理力争,保住了那首没有chorus的民谣一样,那首歌后来成了小众经典,每年都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说“这首歌救过我”。
傍晚时,苏芮发来消息:“林老师,我跟公司谈好了,就用我们录的版本。谢谢你让我知道,唱歌不止有一种方式。”后面加了个笑脸表情,像个终于找到方向的孩子。
林夏看着消息笑了笑,回复:“是你自己选了对的方式。”他起身关掉录音棚的设备,走廊里传来其他工作室的笑声,大概是又完成了一首新歌。墙上的时钟指向七点,正好是他十年前第一次独立监制完成时的时间——那天他走出录音棚,也是这样的傍晚,晚风里带着花香,他给老周打电话,说“师傅,我做到了”。
走出录音棚,晚风吹在脸上,带着点凉意。街角的音像店还亮着灯,橱窗里摆着新出的黑胶唱片,封面是位抱着吉他的老人,正是老周。林夏走进去,老板笑着递过来一张:“周老师昨天刚送来的,说让给你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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