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0日，北京，铁道部党组扩大会议室。空气凝重得如同凝固的沥青，窗外的蝉鸣是唯一的生命迹象。椭圆形的会议桌中央，那份印着鲜红国徽的《关于调整高速铁路运营速度的决定（草案）》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烤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350公里时速，是经过反复论证、国际认可的成熟速度！”刘志军的声音嘶哑却依然锐利，手指敲击着桌面上的CRH380A型车模型，“降速就是承认失败！就是给敌人递刀子！”
他的目光扫过与会者，最终钉在角落里的周远身上。周远佝偻着背，面色灰败，桌上摊开的笔记本一片空白，只有指尖无意识地捻着一页纸角——那是温州事故技术分析报告的扉页，上面印着40个遇难者的名字。
“成熟？”分管安全的副部长王勇猛地起身，将一叠照片摔在桌上。照片上是D301次扭曲的车头残骸，年轻司机李伟被卡在变形的驾驶室里，姿势保持着最后的制动动作。“这就是成熟的代价！350公里时速下的碰撞动能是300公里的1.5倍！是250公里的3倍！物理定律不讲政治！”
会议室死寂。照片上凝固的惨烈冲击着每个人的视觉神经。周远胃部一阵痉挛，他捂住嘴，指缝间渗出暗红的血丝，滴落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像一簇凋零的梅花。
“周总工，”国务院调查组组长陈正华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你是技术总负责人。从纯粹的技术安全冗余角度，你支持哪个速度等级？”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周远身上。刘志军的眼神充满警告，王勇的眼中带着期盼，陈正华的目光则像探伤仪的射线。
周远缓缓抬头，视线掠过照片上李伟年轻的脸，又落在自己笔记本的血迹上。他想起事故现场那个抱着湿透兔子的小女孩空洞的眼神。喉咙干涩得发不出声音，他只能抓起笔，在染血的纸页上颤抖地写下两个数字：
**300**
刘志军的脸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
三天后，上海铁路局调度指挥中心。巨大的运行图上，所有代表G字头列车的绿色光点，速度标识被统一替换成了“300”。调度员们像执行某种庄严而悲怆的仪式，将一道道降速指令输入系统。
“G101次，北京南至上海虹桥，当前速度352km/h，请执行降速指令，目标300km/h。”
“G101次明白，降速至300km/h。”
“G102次，上海虹桥至北京南…”
“G102次明白，降速至300km/h。”
指令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如同为逝去的高速时代奏响的挽歌。苏晴站在观测台上，看着屏幕上代表列车动能曲线的峰值被逐一削平。她手中攥着一份刚刚收到的传真——德国西门子Velaro团队发来的“技术慰问函”，字里行间却掩饰不住商业机会的试探。
“苏工，信号系统降速适配模块测试完成了。”年轻工程师递上报告，“CTCS-3在300km/h下安全裕度提升37%，但…”他欲言又止。
“但什么？”苏晴问。
“但民众不买账。”工程师指向窗外——调度中心大楼外，抗议的人群举着标语：“还我350！”“速度就是效率！”“安全不能成为无能的遮羞布！”
口号声隐约传来。苏晴想起昨天在高铁论坛看到的评论：“降速是技术无能的表现！看看人家日本新干线，地震台风照样跑300！”
她走到窗边。楼下，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正对着镜头激动地挥舞车票：“我花350的钱，凭什么坐300的车？！铁道部必须退差价！”
深夜，周远在京沪高铁综合检测车上。车厢内，各种监测仪器发出低沉的嗡鸣。他蜷缩在角落的折叠椅上，身上盖着李国庆硬塞给他的军大衣，手中紧握着止疼药瓶。胃癌确诊书就在内袋里，像一块寒冰贴着心口。
“周总，您看这个波形。”检测负责人指着屏幕，“300时速下，钢轨波磨深度比350降低了45%，道床沉降速率下降32%。”他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从设备寿命看，降速确实…”
“代价呢？”周远的声音微弱却清晰，“北京到上海，全程慢了22分钟。一年下来，全社会损失的时间成本是多少？效率损失又是多少？”
负责人沉默了。屏幕上，代表列车平稳性的指标在300km/h下近乎完美，绿得刺眼。
检测车驶过温州南站。没有减速，没有停留，只有车轮碾过钢轨接缝时轻微的“咔嗒”声。周远望向窗外漆黑的雨夜，恍惚间又看到那束撕裂夜幕的闪电，听到那声震碎灵魂的巨响。
“周总，”对讲机里传来司机的声音，“前方进入事故模拟区段K584+500，是否按预案低速通过？”
“不，”周远挣扎着坐直，“保持300，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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