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隋朝开国皇帝）：“邓绥有治国之能，却无破局之勇！她约束外戚、轻徭薄赋，合我‘开皇之治’的务实之道，能在乱世前夕稳住朝局，这份本事，可圈可点。但她终究被‘太后临朝’的名分所缚，既想掌权又怕违制，不如我废黜北周末代皇帝、自立为帝那般干脆。我隋之所以能统一南北，正是因我打破旧秩序、重建新法度——女子干政本就是旧弊，要么彻底禁绝，要么像武则天那般（虽晚于我，但法理相通）正名，折中之道，终难长久。不过，她不嗜杀、重民生，比那些祸国殃民的妖后强太多。”
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盛世帝王）：“邓绥堪称‘贤后典范’！她辅政期间，轻徭薄赋、重视民生、整肃吏治，所作所为，皆合‘贞观之治’的核心理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她约束外戚、重用贤臣，不搞裙带关系，这份清醒，很多男子都比不上。但她有两个遗憾：一是临朝称制虽属无奈，却终究违了‘男女有别、内外有分’的礼法，若能像我朝长孙皇后那样，‘母仪天下而不预政事’，只在幕后辅佐，贤名更盛；二是对继承人的培养稍显不足，若能早为幼帝铺路，选拔更多贤臣辅佐，即便还政，也能保朝堂稳定。总体而言，她是个难得的治国之才，若生在我朝，定能与长孙皇后齐名。”
武则天（武周皇帝，唐朝女帝）：“邓绥这女子，有我几分风骨！身处男权至上的时代，敢临朝称制、执掌大权，这份勇气和魄力，我最是懂。她治国理政的能力，丝毫不输男子——兴农桑、减赋税、整吏治，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实打实的本事。但她终究太‘保守’了——既想掌政，又怕违了祖制，处处折中，不敢彻底放开手脚。若换作是我，要么彻底还政，要么干脆取而代之，何必这般两难？不过，她没像我那样大肆打压宗室、任用酷吏，手段温和得多，也算是另一种智慧。可惜啊，她生得太早，若能与我同代，倒能好好切磋一番治国之道。”
唐玄宗李隆基（唐朝盛世帝王）：“邓绥之才，贤过我朝韦后、安乐公主百倍！她辅政期间，吏治清明、民生安定，懂得‘守成不易’，这份清醒，我早年也有。但她有个致命短板——对权力的‘度’把握不足，临朝称制太久，忘了幼帝终要亲政，这和我晚年沉迷享乐、放权李林甫、杨国忠何其相似？权力是柄双刃剑，能安邦也能覆国，她虽没酿成大乱，却也给后世留下‘太后干政’的隐患。若她能在幼帝成年后即刻还政，专注后宫辅佐，贤名当远超后世赞誉。”
宋太祖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邓绥是个有分寸的女子！她辅政期间，能稳住朝局、安抚百姓，不搞大规模杀戮，这份仁心，难能可贵。她约束外戚、重视吏治，也合我‘杯酒释兵权’、强化中央集权的思路——外戚专权，历来是亡国之兆，她能看清这一点，实属不易。但她的局限也很明显：终究是‘太后掌政’，不符合我大宋‘重文轻武、皇权至上’的制度设计，我大宋推行‘二府三司制’，就是为了分割相权、强化皇权，女子干政，只会让权力结构混乱。不过，她临终还政、不恋权位，比那些贪权恋栈的外戚强多了，也算是守住了底线。”
宋太宗赵光义（北宋帝王）：“邓绥堪称‘女中贤相’！她重视教育、整肃吏治，又能轻徭薄赋、安抚百姓，所作所为，皆合我大宋‘重文轻武、以仁治国’的理念。她约束外戚、不搞党争，这份自律，很多朝臣都比不上——我大宋最怕外戚与权臣勾结，她能看清这一点，实属难得。但她‘太后临朝’终究不合礼法，我大宋推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女子干政即便贤能，也会让朝堂秩序混乱。好在她临终还政、不恋权位，比那些贪权恋栈之辈强上百倍，也算是守住了底线。”
元世祖忽必烈（元朝开国皇帝）：“邓绥有治国之能，却无开拓之志！她能稳住朝局、安抚百姓，是守成之材，但若论开疆拓土、一统天下，她不如我。我元朝横跨欧亚，靠的是铁血手腕和开拓精神，而她太过保守，只懂‘守成’，不懂‘进取’。不过，她重视民生、轻徭薄赋，这份仁心，难能可贵——治国既要开拓，也要守成，她的为政之道，可作为守成之鉴。但女子干政，在我元朝也行不通，我朝推崇‘男主外、女主内’，后宫不得干预政事，纵有奇才，也只能在后宫发挥。”
明太祖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邓绥虽贤，却有大过！她最大的错，就是‘太后临朝’——我大明立国，便定下‘后宫不得干政’的铁律，就是怕女子干政动摇国本。她约束外戚、重用贤臣，虽有治国之才，但终究越了界。若在我朝，即便她再贤能，也绝不能让她掌政，最多让她打理后宫、教育皇子。不过，她有一点值得肯定：不贪权、不恋栈，临终还政，比那些手握大权便肆意妄为的人强。但规矩就是规矩，女子干政，无论贤与不贤，都是隐患，邓绥虽没酿成大祸，却开了个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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