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太急了：变法没等百姓适应，就强推青苗法、募役法；没等士绅理解，就把反对者全贬走，这哪是‘安民心’，分明是‘扰民心’。我当年安抚河北、稳定蜀地，都是‘慢慢来，先稳后治’，哪会像他这般‘一刀切’？真用他，得让他先在小地方试新法，等百姓说好、地方稳了再推广，别让‘理想’坏了‘民生’。”
隋文帝杨坚：“其‘整饬制度’之能可用，其‘失衡’之过当补”
“我设三省六部、定《开皇律》，就是要‘整饬旧制、理顺朝纲’，王安石想改北宋‘三冗’积弊，这份‘敢碰制度’的魄力，跟我思路一致——他搞市易法管商业、保甲法强军事，都是‘补制度漏洞’，比那些‘守着旧制混日子’的臣子强。
但他忘了‘制度需平衡’：只想着‘国家增收’，却没管地方官会不会‘盘剥百姓’；只想着‘强推新法’，却没顾士绅会不会‘抵制闹事’。我当年改革，一边定新制，一边派御史查执行，一边安抚旧贵族，哪会像他这般‘顾头不顾尾’？真用他，得派个‘懂平衡’的大臣帮他，既保新法落地，又防‘执行走样’，别让‘好制度’变成‘坏政策’。”
唐太宗：“其‘忧国’之心可赞，其‘用人’之失可叹”
“朕治国靠‘任贤纳谏’，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的初心，跟房玄龄、杜如晦的‘忧国忧民’一样，值得赞——他见北宋积弱，敢站出来变法，这份勇气，比那些‘明哲保身’的臣子强。若他在贞观朝，朕会让他参与朝政，听他提改革建议，毕竟‘兼听则明’。
但他最大的问题，是‘用人不当、听不进劝’——变法用了吕惠卿这种‘争权夺利’的人，苏轼、司马光提反对意见，他不仅不听，还把人贬走，这哪是‘纳谏’？朕当年听魏徵直谏，哪怕骂朕，也会反思；他倒好，把不同声音全压下去，最后‘新党’内斗、旧党反扑，变法能成吗？真用他，得让他跟魏徵学学‘容人’，跟房玄龄学学‘识人’，不然再大的理想，也会毁在‘刚愎’上。”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时期）：“其‘强邦’之志可赞，其‘失和’之过当改”
“开元初年，我靠姚崇、宋璟‘整吏治、兴生产’，才开创盛世，王安石‘富国强兵’的目标，跟我‘让唐朝更强’的心思一样——他想改科举、选实用人才，想兴水利、促农业，这些都是盛世该做的事，比那些‘只会吟诗作对’的文人强。
但他把朝堂搞成‘新党旧党’，斗得你死我活，这就错了——我用姚崇、宋璟，也用张说、张九龄，不管他们政见差多少，只要能办事，就都用，从不让他们‘结党斗狠’。他倒好，把司马光、苏轼这些能臣贬走，只剩吕惠卿这种‘争权的人’，朝堂怎么稳？真用他，得让他‘容不同声音’，别把能臣都推到对立面，不然再强的变法，也没人帮他办。”
宋太祖：“其‘理财’之能可用，其‘激党争’之祸当防”
“朕当年杯酒释兵权，就是怕‘武将乱政’；后来重文轻武，又怕‘文官结党’。王安石倒好，变法直接把朝堂分成‘新党’‘旧党’，斗得你死我活——他以为‘只要新法对，就不怕反对’，却忘了‘党争一起，国无宁日’。朕治天下，讲究‘稳’，哪怕慢些，也不能让朝堂乱，他这般‘激进而不顾稳定’，迟早要出事。
但他‘理财’的本事，朕确实需要——北宋‘三冗’严重，他能想办法‘不加赋而国用饶’，比那些只会‘靠岁币换和平’的臣子强。真用他，得把他的‘变法’拆成小块，慢慢推，再严禁‘结党’，让新党、旧党都只能‘论事，不能论人’，不然党争闹大，朕的江山都要受影响。”
宋太宗赵光义：“其‘强兵’之志可赞，其‘失和’之过当改”
“我哥（宋太祖）定天下，我想‘收幽云、强宋朝’，王安石‘富国强兵’的目标，跟我一样——他搞保甲法练民兵、置将法整军队，都是想让宋朝变强，比那些‘只会送岁币求和平’的臣子强。
但他太‘刚愎’了：司马光、苏轼提反对意见，他不听就算了，还把人贬到偏远地方，这哪是‘君臣和’？我当年用赵普、寇准，哪怕跟他们有分歧，也会‘商量着来’，从不让臣子‘寒心’。真用他，得让他‘听劝’，别把能臣都推到对立面，不然没人帮他办变法、练军队，‘强兵’就是空话。”
明太祖朱元璋：“其‘为国’之忠可嘉，其‘擅权’之嫌当惩”
“朕最恨‘臣子专权’，当年杀胡惟庸、废丞相，就是要把权力全抓在手里。王安石倒好，当着宰相，敢跟宋神宗叫板，还说‘天变不足畏’——他以为‘变法是为了国家’，就能‘凌驾于君权之上’？朕治天下，臣子哪怕初心再好，也得‘听朕的’，哪容得他这般‘自作主张’？
但他‘严惩贪腐、整顿吏治’的心思，跟朕一样——他变法时严查豪强偷税漏税，朕当年也搞‘空印案’‘郭桓案’，就是要治贪腐。真用他，得让他在朕的眼皮底下办事，新法怎么推、用什么人，全由朕定，他只准‘跑腿执行’，敢有半分‘擅权’，就按《大明律》治罪，绝不能让他像在北宋那样‘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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