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朱元璋这小子，和我一样懂‘乱世之中，实力说话’。他投奔郭子兴后，不满足于做个将领，主动回乡招兵买马，打造自己的班底；我在董卓之乱后，不依附袁绍、袁术，自己招兵讨贼，都是‘不甘人下’的主。
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我‘奉天子以令不臣’，都是‘藏拙待机’的好法子——不早早称帝，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这点咱俩想到一块去了。但他比我‘狠’：我杀吕布、诛孔融，却还留着荀彧、郭嘉这些谋士；他倒好，功臣、贪官、甚至无辜之人，只要威胁到他的皇权，一律杀掉，连‘狡兔死，走狗烹’都做得这么彻底，我都得佩服他的‘决绝’。
不过他也有不如我的地方：我能容张绣那样的降将，也能重用张辽那样的异姓将领，懂得‘为我所用’；他却对降将、功臣一概猜忌，杀来杀去，最后身边只剩一群唯唯诺诺的人，哪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度？还有，我虽没称帝，却为曹丕奠定了基础；他称帝后，却没解决好‘继承人’和‘藩王’的问题，让儿子夺了孙子的皇位，这就是‘顾前不顾后’，比我差远了。”
唐太宗李世民：“朱元璋知民间疾苦，登基后轻徭薄赋、整顿户籍，让百姓休养生息，此乃明君之识；他废除丞相，强化皇权，也见其治国魄力，这点与朕‘精简机构、理顺权责’有相通之处。
但他最大的错，在‘君臣关系’上走了极端。朕当年重用房玄龄、杜如晦，甚至能容魏征直言进谏，靠的是‘信任与制衡’；他却因猜忌，设锦衣卫监视百官，动辄株连，把‘君臣相得’变成‘君臣相防’。蓝玉本是难得的将才，若能像朕用李靖、李积那样‘用其长、制其短’，何至于杀之而后快？
还有立储，朕当年虽有‘玄武门之变’，但终究是在皇子间权衡；他因太子朱标早逝，直接跳过儿子立皇太孙，又为保皇太孙杀尽武将，却没削藩王兵权，这是‘顾头不顾尾’——朕早就看透，‘江山稳固’靠的是制度，不是杀戮，他用‘杀’解决问题，不过是饮鸩止渴。”
宋太祖赵匡胤：“咱哥俩都靠军队起家，他从义军小卒做到统帅，我从后周将领黄袍加身，都懂‘兵权在手，天下我有’的道理。但在‘收兵权’上，咱比他体面多了——我‘杯酒释兵权’，给石守信等人厚禄良田，让他们安享晚年，既收了权，又保了君臣情分；他倒好，用‘谋反’罪名把功臣一锅端，手段太狠，吃相难看。
治国上，他重农抑商、打击豪强，和我‘奖励农桑、抑制兼并’思路一致；但他‘重武轻文’（前期依赖武将打天下，后期虽兴科举却严刑治吏），我‘重文抑武’，路子不同，各有得失。不过他设锦衣卫搞特务政治，这比我用‘文官治国’风险大多了——特务只对皇帝负责，没了约束，迟早会乱政，而文官集团虽有党争，却能互相牵制，更稳当。
最可惜的是，他明明知道‘藩王分权’是隐患（当年他自己就是靠乱世起兵），却还分封儿子当藩王，给他们兵权，这和唐朝‘安史之乱’的根源有啥区别？我当年把兵权收归中央，让将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虽然后来军队战斗力弱了，但至少没出藩王叛乱，他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元世祖忽必烈：“朱元璋能推翻我大元，并非我朝军力不济，而是元末吏治腐败、天灾不断，失了民心。他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靠的是‘民族大义’收拢汉人，这点确实比我朝后期那些皇帝懂‘攻心’——我当年入主中原，虽推行‘汉法’，却没彻底弥合民族隔阂，给了他可乘之机。
论治国，他‘丈量土地、编制黄册’，和我朝‘括户定税’思路一样，都是为了理清赋税、稳定统治；但他对蒙古人、色目人的打压，太过偏激——我朝虽有‘四等人制’，却也重用汉人官员（如刘秉忠、郭守敬），他却一味‘排胡’，少了‘兼容并包’的格局，难成真正的‘大一统’。
再说军事，他创立‘卫所制’，让士兵屯田自给，和我朝‘军户制’类似，都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但他晚年杀尽武将，导致明朝初期军事人才断层，面对北元残余势力只能被动防御，这比我当年派伯颜、阿术横扫江南的魄力差远了。说到底，他是‘打天下’的好手，却不是‘守天下’的全才。”
明成祖朱棣：“父皇打天下时，‘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鄱阳湖之战’以少胜多的谋略，都是真本事，为大明打下了根基，这点我服。他整顿吏治、打击贪腐，让百姓能安稳过日子，也是真真切切的功绩。
但他晚年的猜忌与杀戮，实在是大明的隐患。胡惟庸案杀了那么多文官，蓝玉案杀了那么多武将，到我起兵‘靖难’时，建文帝身边竟没一个能打仗的将领，只能用李景隆那样的草包，这都是父皇‘一刀切’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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