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即拍板，任命他为我红旗帮新设立的“通商总司”的副司长（司长自然是珠娘），专门负责与西洋各国的商船进行贸易谈判和开拓新的“财源”！
第二位，则是我在巡视大屿山船坞时，意外捡到的宝贝。
他名叫 冼略，年过半百，广东新会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看起来就像个普普通通、在船坞里干了一辈子苦力的老木匠。但当他拿起墨斗，拿起斧凿，开始丈量、切割那些巨大的铁桦木和柚木时，他那双原本浑浊的老眼中，却会瞬间爆发出一种令人心悸的精光！那是一种只有对技艺爱到极致、钻研到极致的顶尖工匠，才会拥有的专注与自信！
一问之下，才知道，这冼略老爹，竟然是广肇地区硕果仅存的、真正懂得建造大型远洋福船和广船的造船宗师！据说，他年轻时，还曾偷偷跟着几个被清廷招募的西洋传教士，学过一些“红毛鬼”的造船图纸和秘法！只是因为性子耿直，不善钻营，又得罪了官府的船政官员，才被迫流落到我们这些“海寇”的船坞里，当一个不起眼的木匠师傅。
我得知他的身份后，如获至宝！立刻亲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更许以船政总监造之职，月俸百两白银，还分给他一套大屿山上最好的石屋！
最终，这位隐姓埋名了大半辈子的造船宗师，被我的诚意和远见所打动，老泪纵横地答应全权负责我红旗帮所有新式战船（包括“海东青”级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型炮舰）的设计、建造和技术攻关！
除了这两位专业型人才，我还通过各种渠道，网罗了两位在文化和科技领域，颇有建树的读书人。
周博望，字致远，年约四旬，江南人士。据说年轻时已经是饱读诗书的秀才，却因看不惯官场黑暗，愤而弃笔，转而周游列国，足迹遍布大清南北各省，甚至还曾随商队远赴南洋、暹罗等地，见多识广，谈吐不凡。他对各地的风土人情、商贸往来、乃至一些流传于民间的奇闻异事和“旁门左道”的技艺，都颇有研究。
我与他一席长谈，发现此人不仅学识渊博，更难得的是思想开明，不拘一格，对我红旗帮的许多新政和奇想，非但没有像那些腐儒般嗤之以鼻，反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我当即决定，聘请他担任我红旗帮的“行军参赞兼舆图总绘”，负责协助我分析军情、制定方略、以及绘制更精准、更详尽的南海乃至更远海域的航海图和堪舆图！
另一位名叫洪定芳，年方二十七八，福建泉州人。此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算学天才和“科技狂人”！他自幼便对各种数字和机械构造有着异乎寻常的痴迷，不仅精通珠算、筹算等各种传统算学，更对西洋传入的几何、代数、以及一些关于火器、钟表、望远镜等“奇技淫巧”的制作原理，有着极深的研究！
只是因为出身商贾之家，又沉迷于这些不务正业的“歪门邪道”，屡试不第，不为正统士林所容，才被迫流落江湖。
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他在一个简陋的工棚里，竟然用几块破木头和竹片，捣鼓出了一个可以精确计算炮弹弹道轨迹的简易“射角仪”，十分惊讶之下，立刻将他请为上宾，许以重金，并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军械研发司”，让他带领一批心灵手巧的工匠，专门负责研究和改进我们红旗帮的火炮、火药、以及一切可能提升我们战斗力的“新式武器”！
在我这段时间网罗的人才中，身份最为特殊，引来的争议最大的一位，则是一位真正的“方外高人”——王阳，字则西。此人年过六旬，仙风道骨，鹤发童颜，据说年轻时也曾是名满江南的大儒，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却在中年之后，看破红尘，弃官出家，遁入空门，精研佛法，成为了一代佛学名家。
他此次云游至广东，恰逢台风肆虐，亲眼目睹了官府的无能和我们红旗帮的义举。也不知是何因缘，他竟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留在我们红旗帮的据点之内，为那些在历次大战中阵亡的弟兄们，超度亡魂，也为那些活着的弟兄们，讲经说法，化解他们心中的戾气和对生死的迷茫。
对于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儒和佛学名家，帮中不少头目都心存疑虑，认为他一个出家人，与我们这些杀人放火的海盗，格格不入，甚至可能是官府派来的奸细。
但我却力排众议，以帮主之尊，亲自出面，恭恭敬敬地将这位则西大师，奉为我红旗帮的精神导师，在赤溪据点之内，为他修建了一座清雅的“听禅精舍”，任由他在帮中讲经说法，教化人心。
我知道，我们是海盗，是亡命徒。我们手中的刀，需要锋利，需要沾血。但…我们的心，却不能永远被仇恨和杀戮所填满。一支没有信仰、没有敬畏、只懂得烧杀抢掠的军队，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强大的。则西居士的存在，或许能为我们这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点亮一盏指引方向的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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