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即拍板,任命他为我红旗帮新设立的“通商总司”的副司长(司长自然是珠娘),专门负责与西洋各国的商船进行贸易谈判和开拓新的“财源”!
第二位,则是我在巡视大屿山船坞时,意外捡到的宝贝。
他名叫 冼略,年过半百,广东新会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看起来就像个普普通通、在船坞里干了一辈子苦力的老木匠。但当他拿起墨斗,拿起斧凿,开始丈量、切割那些巨大的铁桦木和柚木时,他那双原本浑浊的老眼中,却会瞬间爆发出一种令人心悸的精光!那是一种只有对技艺爱到极致、钻研到极致的顶尖工匠,才会拥有的专注与自信!
一问之下,才知道,这冼略老爹,竟然是广肇地区硕果仅存的、真正懂得建造大型远洋福船和广船的造船宗师!据说,他年轻时,还曾偷偷跟着几个被清廷招募的西洋传教士,学过一些“红毛鬼”的造船图纸和秘法!只是因为性子耿直,不善钻营,又得罪了官府的船政官员,才被迫流落到我们这些“海寇”的船坞里,当一个不起眼的木匠师傅。
我得知他的身份后,如获至宝!立刻亲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更许以船政总监造之职,月俸百两白银,还分给他一套大屿山上最好的石屋!
最终,这位隐姓埋名了大半辈子的造船宗师,被我的诚意和远见所打动,老泪纵横地答应全权负责我红旗帮所有新式战船(包括“海东青”级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型炮舰)的设计、建造和技术攻关!
除了这两位专业型人才,我还通过各种渠道,网罗了两位在文化和科技领域,颇有建树的读书人。
周博望,字致远,年约四旬,江南人士。据说年轻时已经是饱读诗书的秀才,却因看不惯官场黑暗,愤而弃笔,转而周游列国,足迹遍布大清南北各省,甚至还曾随商队远赴南洋、暹罗等地,见多识广,谈吐不凡。他对各地的风土人情、商贸往来、乃至一些流传于民间的奇闻异事和“旁门左道”的技艺,都颇有研究。
我与他一席长谈,发现此人不仅学识渊博,更难得的是思想开明,不拘一格,对我红旗帮的许多新政和奇想,非但没有像那些腐儒般嗤之以鼻,反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我当即决定,聘请他担任我红旗帮的“行军参赞兼舆图总绘”,负责协助我分析军情、制定方略、以及绘制更精准、更详尽的南海乃至更远海域的航海图和堪舆图!
另一位名叫洪定芳,年方二十七八,福建泉州人。此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算学天才和“科技狂人”!他自幼便对各种数字和机械构造有着异乎寻常的痴迷,不仅精通珠算、筹算等各种传统算学,更对西洋传入的几何、代数、以及一些关于火器、钟表、望远镜等“奇技淫巧”的制作原理,有着极深的研究!
只是因为出身商贾之家,又沉迷于这些不务正业的“歪门邪道”,屡试不第,不为正统士林所容,才被迫流落江湖。
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他在一个简陋的工棚里,竟然用几块破木头和竹片,捣鼓出了一个可以精确计算炮弹弹道轨迹的简易“射角仪”,十分惊讶之下,立刻将他请为上宾,许以重金,并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军械研发司”,让他带领一批心灵手巧的工匠,专门负责研究和改进我们红旗帮的火炮、火药、以及一切可能提升我们战斗力的“新式武器”!
在我这段时间网罗的人才中,身份最为特殊,引来的争议最大的一位,则是一位真正的“方外高人”——王阳,字则西。此人年过六旬,仙风道骨,鹤发童颜,据说年轻时也曾是名满江南的大儒,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却在中年之后,看破红尘,弃官出家,遁入空门,精研佛法,成为了一代佛学名家。
他此次云游至广东,恰逢台风肆虐,亲眼目睹了官府的无能和我们红旗帮的义举。也不知是何因缘,他竟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留在我们红旗帮的据点之内,为那些在历次大战中阵亡的弟兄们,超度亡魂,也为那些活着的弟兄们,讲经说法,化解他们心中的戾气和对生死的迷茫。
对于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儒和佛学名家,帮中不少头目都心存疑虑,认为他一个出家人,与我们这些杀人放火的海盗,格格不入,甚至可能是官府派来的奸细。
但我却力排众议,以帮主之尊,亲自出面,恭恭敬敬地将这位则西大师,奉为我红旗帮的精神导师,在赤溪据点之内,为他修建了一座清雅的“听禅精舍”,任由他在帮中讲经说法,教化人心。
我知道,我们是海盗,是亡命徒。我们手中的刀,需要锋利,需要沾血。但…我们的心,却不能永远被仇恨和杀戮所填满。一支没有信仰、没有敬畏、只懂得烧杀抢掠的军队,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强大的。则西居士的存在,或许能为我们这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点亮一盏指引方向的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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