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江廉政公署的办公室里，上午八点晨光漫过堆积的卷宗，在一封牛皮纸信封上投下淡淡的阴影。信封边缘有些磨损，显然经过长途跋涉，上面没有寄件人地址，只写着“转许峰亲启”，钢笔字迹透着股仓促，邮戳显示来自英国伦敦监狱，日期是三天前。许峰用裁纸刀划开信封，刀刃划过纸张发出轻微的“嘶”声，里面是张泛黄的信笺，字迹潦草却透着急切，墨水有些晕开，像是写信时手在颤抖：“祖父参与红船事件的日记藏于家族老宅地窖，坐标附后。我知罪孽难赎，唯以真相告慰亡魂——亨利·琼斯绝笔。”
信末附着张手绘地图，线条歪歪扭扭，地窖入口被红笔圈在一棵老橡树下，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十字架做标记。许峰指尖抚过信纸边缘的褶皱，那褶皱里还沾着点细沙，忽然想起父亲日记里的记载，那本深蓝色封皮的日记就放在桌角，翻开的那页写着：“1949年，亨利家族以‘贸易考察’为名滞留上海，实为监视红船动向，其驻沪办事处与码头仓库来往密切。”他将地图拓印下来，用的是办公室常备的复写纸，与1949年的伦敦街景图比对——那是从档案馆借来的旧图，纸页都发脆了，发现老宅的位置恰好在当年英资驻华机构的辐射范围内，步行不过十分钟路程。
司徒倩带着奶奶寄来的另一半账本赶到时，手里还提着个保温桶，里面是刚买的云吞面，热气透过桶盖缝隙往外冒。许峰正对着两份证据出神，桌上的台灯照着账本，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着开销。账本里贴着张老照片，边角有些卷曲，用透明胶带小心粘过：年轻的司徒远与许敬鸿站在红船模型前，穿着长衫，手里各握着半块木雕残片，背景里隐约能看到亨利祖父的身影，他穿着西装，背对着镜头，正与一个穿军装的人说话。“奶奶说，这是1949年春拍的，当时他们正商量用木雕传递进步人士名单，怕走漏风声，才把名字刻在屏风组件的夹层里。”她指着照片角落的行李箱，皮箱上还贴着上海到香江的船运标签，“里面装的就是第一批刻着名单的屏风组件，后来没来得及送走，就遇上了红船出事。”
传呼机突然震动，是别在许峰腰间的黑色机身，屏幕亮起绿光，映出陈宇的消息：“查到亨利的堂弟在伦敦经营古董店，叫‘东方秘藏’，去年曾频繁出入家族老宅，有邻居说看到他半夜带着工具进去，像是在挖东西。”许峰将信笺与照片仔细塞进公文包，拉上拉链，动作沉稳：“我们必须去一趟英国，再晚一步，证据可能就被他们毁了。”司徒倩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维多利亚港的浪花拍打着堤岸，溅起白色的泡沫，像在催促这场跨越重洋的追寻，她点点头：“我去订机票，最早一班飞伦敦的，顺便把木雕残片带上，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出发前夜，许峰收到份匿名快递，是个棕色纸包，没有邮票，像是有人直接放在了公司传达室。里面是张剪报，从报纸上小心剪下来的，报道的是1949年红船起火事件，标题用粗体字印着“沪上红船突发大火，疑为意外”，标题旁用红笔写着：“祖辈的债，不该由后人偿还。”字迹用力过猛，纸页都被划破了。剪报背面贴着张便签，字迹与之前收到的警告信如出一辙，透着股阴狠：“红船的秘密会让你们付出和祖辈一样的代价，趁早收手，还能保条命。”许峰将剪报折好塞进内衬口袋，指尖触到布料下的硬物，是父亲留下的怀表，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眼神，那里面藏着的何止是遗憾，更是未竟的嘱托，像有句话堵在喉咙里，没来得及说出口。
伦敦的秋意已浓，细雨打湿了海德公园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透着股湿冷。许峰和司徒倩按照地图找到亨利老宅时，天刚蒙蒙亮，铁艺大门上缠着铁锈，推一下就发出“嘎吱”的声响，门环上的家族纹章已模糊难辨，只能看出是个盾牌形状。老橡树的枝干遒劲地伸向天空，树叶落了大半，树根处果然有块松动的石板，边缘残留着新鲜的挖掘痕迹，土还是湿的，旁边还扔着个铁锹头，像是匆忙间遗落的。“有人来过，看这痕迹，最多不超过两天。”司徒倩蹲下身，指尖沾起点暗红色粉末，放在鼻尖闻了闻，带着点腥气，“是最近才落下的，像铁锈又像血，可能是挖掘时不小心弄伤了手。”
地窖入口狭窄潮湿，爬下去时得猫着腰，石壁上渗着水珠，滴在地上发出“嗒嗒”声。手电筒的光束扫过积灰的木箱，箱子上落着厚厚的灰，蛛网缠在边角，其中一个的锁扣有被撬动的痕迹，木屑散落在周围。箱内的丝绸衬里已腐朽，一摸就掉渣，只剩下本黑色封皮的日记，封面上烫金的字磨得差不多了，扉页上写着“1948-1949，远东记事”，字迹工整。许峰翻开日记，泛黄的纸页上记载着亨利祖父的行踪，墨水是蓝黑色的，有些地方洇了开：“3月12日，监视红船装卸物资，见司徒远将名单刻入木雕，共十三人，藏于船身夹层……”字迹在“火烧红船”处戛然而止，纸页边缘有被火焰燎过的焦痕，卷成了黑色的硬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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