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雄踞长江中游的九省通衢，此刻却弥漫着一种与往昔繁华截然不同的、混合着仓促、悲壮与一丝微弱希望的气息。林慕义率领的江北核心力量，在放弃了经营数载的瓜洲根基后，历经艰险，终于抵达了这座左良玉留下的、尚未来得及仔细打理的“遗产”。残破的官衙，散乱的营房，惶恐的旧吏，以及依旧在周边地区若隐若现、尚未完全臣服的左部残军，构成了他们必须面对的、冰冷而残酷的现实。
帅府（暂设于原左良玉的侯府）之内，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雨前的天空。从瓜洲带来的骨干人员，加上在湖广新近归附、整合的文武官员，济济一堂，却大多面带疲惫与迷茫。放弃根基，远遁千里，前途未卜，即便是最坚定的追随者，心中也难免彷徨。
林慕义端坐于上，目光扫过堂下众人。他清瘦了许多，眼窝深陷，但那双眸子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邃，更加锐利，仿佛能穿透眼前的困境，看到遥远的未来。
“我知道，诸位心中皆有疑虑，有不安，甚至有恐惧。”林慕义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与力量，“放弃瓜洲，非我所愿，然势不得已。多铎势大，锋芒正盛，若困守孤城，无异于以卵击石。今日之退，非为怯懦，乃为保存火种，以待燎原！”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湖广舆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武昌之上：“此地，便是我们新的起点！左良玉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但也给了我们一个远比瓜洲更为广阔的平台！控荆襄，引巴蜀，通岭南，连吴越！若能在此地站稳脚跟，整军经武，则进可北伐中原，退可割据自保，远比困守江北一隅更具腾挪之机！”
“然，欲立足于此，首要之事，非军事，而在人心，在制度！”林慕义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无比郑重，“昔日瓜洲新政，虽有成效，然根基尚浅，且多赖非常之手段推行。今日我等初来乍到，强敌环伺，内部未靖，若再行操切之事，必引内外交攻，顷刻覆亡！故，新政必须推行，但推行之法，需因时制宜，刚柔并济！”
他宣布了在武昌立足初期的三大方略：
“其一，安民稳境。”他看向陈忠与沈文渊，“即刻颁布《安民告示》，宣布免除湖广受战乱影响区域一年钱粮！对于左良玉旧部及地方豪强所占田亩，暂不推行强制清丈，承认其现有权益，但需按其田亩数量，缴纳‘助饷银’，并接受官府派员核查，以防隐匿。此举意在迅速稳定地方，换取喘息之机，避免树敌过多。”
这是对旧势力的暂时妥协，以空间换时间。
“其二，整军经武。”他的目光投向军方将领，“以原江北军为核心，整编所有愿意归附的左部兵马及地方团练。军官需入‘讲武堂武昌分校’轮训，学习新式战法、纪律条令；士卒需重新编伍，统一号令，汰弱留强。军械监需在最短时间内，利用武昌原有工坊基础，恢复燧发铳、火药及炮弹的生产！首要目标，是打造出一支五万人规模，装备统一、号令严明的新军！”
这是将军事力量牢牢掌控在手，并实现本土化生产，摆脱对外依赖。
“其三，开源固本。”他最后看向钱广源等负责经济的人员，“利用长江水道，迅速恢复与四川、湖南、乃至两广的商贸往来。降低关税，吸引商贾。以官府名义，组织船队，采购四川的粮食、木材，湖南的矿产，两广的海外奇货。同时，在江夏等地择址，重建类似于瓜洲的匠作区，优先发展造船、冶铁、织布等关乎军需民生的产业。”
这是要重建经济命脉，为长期抗争奠定物质基础。
这三条方略，相较于瓜洲时期的激进，显得更为务实和稳健，充分考虑到了湖广复杂的局势和自身立足未稳的现实。然而，推行起来，依旧困难重重。
咨议局（临时组建）的第一次会议上，便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几位新吸纳的湖广本地士绅代表，对“助饷银”政策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变相加赋，与瓜洲的“均平赋役”背道而驰。
“林制置使！此举恐失士民之心啊！”一位白发老儒痛心疾首，“左逆在时，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今制置使甫至，便行此类似之举，岂不令百姓失望？”
另一位代表本地豪强的武将也粗声道：“就是！咱们手里的田，那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挣来的！凭什么要交‘助饷银’？还要让官府的人来查？”
面对质疑，林慕义并未动怒，而是耐心解释道：“诸位，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免除一年正赋，是为苏解民困；征收‘助饷银’，是为供养军队，保境安民。若无强军，今日之安乐，明日便可能被虏骑踏碎！至于核查田亩，非为与诸位争利，而是为厘清底数，未来公平摊派，避免奸猾者逃脱，忠厚者受累。此乃权宜之计，待局势稳定，赋税制度自当重新厘定，务求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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