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10号，滇西边境的群山还浸在晨雾里，古道两旁的参天古木遮天蔽日，连阳光都难穿透层层叠叠的枝叶，只漏下几缕惨淡的光斑，落在泥泞的路面上。三个身影循着被杂草半掩的古道，从境外一步步朝艳阳村的方向挪动，脚下的落叶踩碎了山林的寂静，却惊不起半分多余的声响。
山高林密，鸟兽出没，这条古道本就人迹罕至，此刻更是连虫鸣都透着几分诡异。可即便如此，三人依旧如惊弓之鸟，昼伏夜行，每走几步便会驻足凝神，竖起耳朵捕捉周遭的动静，生怕暗处藏着窥探的眼睛。走在最前头的是个细高个，脊背微驼，肩上扛着一个沉甸甸的竹背篓，背篓表层铺着晒干的草药，草药的苦涩气味扑面而来，恰好掩盖了底下藏匿之物的异样。没人知道，这看似普通的背篓里，藏着足以让整个边境震动的克违禁货品，而这个细高个是缅甸人江三木，一辈子靠替人跑腿谋生，这次却被裹进了要命的勾当里。
紧跟在江三木身后的是个矮胖子，一头天然的卷发黏在脖颈间，显得有些邋遢，他便是另一个缅甸人家岩溶。岩溶的手始终握在腰间，那里藏着一把老式手枪，枪身早已磨损得发亮，却依旧是他保命的依仗。他的脑袋不停左右扫视，目光像毒蛇般掠过每一棵大树的枝干、每一块巨石的阴影，仿佛下一秒就会有危险从暗处窜出，随时准备扣动扳机应对突发的袭击。
走在最后的男人步伐沉稳，与前两人的慌乱形成鲜明对比，他便是段安洲，这两个缅甸人的雇主，也是背篓里违禁品的真正主人。段安洲穿着一件深色外套，袖口随意挽起，露出结实的小臂，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却深邃如寒潭，透着与年龄不符的阴鸷和算计。他偶尔会抬手拨开挡路的树枝，指尖划过枝干时带着几分用力，仿佛在压抑着某种情绪，也仿佛在盘算着即将到来的一切。
要说起段安洲，便不得不提他与艳阳村的渊源。二十七年前，他出生在艳阳村一户最底层的农家，土坯房漏风漏雨，家里连顿饱饭都难得吃上。八岁那年，母亲终究没能熬过贫穷的煎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趁着父子俩熟睡，收拾了简单的行囊，独自越过边境，去缅甸给一个富商做了四姨太，从此杳无音信。
母亲走后，父亲段明轩彻底垮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原本就不善言辞，如今更是整日沉湎在苦闷里，把酒精当作唯一的慰藉。每天天不亮就揣着几毛钱去村口的小铺打酒，喝到酩酊大醉后便躺在自家门槛上，要么哭着咒骂命运，要么喃喃呼唤着妻子的名字，浑浑噩噩度日，根本无暇顾及年幼的段安洲。
无依无靠的段安洲，成了村里的流浪儿，是同村比他大五岁的杨春华，把他拉进了自己家。从此，段安洲便在杨家扎根，吃杨家的饭，住杨家的屋，跟着杨春华放猪放牛，在田埂上打滚，在山野间奔跑。杨春华待他如亲弟弟，有好吃的先给他，有人欺负他也会替他出头，那段日子，是段安洲灰暗童年里仅有的光。他懵懵懂懂地跟着杨春华长大，把对方当作唯一的依靠，却也在潜移默化中，看着杨春华接触到了一些“偏门”的营生。
十八岁那年，段安洲已经长成了半大的小伙子，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却依旧跟着杨春华在田里忙活。这天，杨家来了个陌生的阔老板，穿着体面的西装，手腕上戴着亮闪闪的手表，说话间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场。老板开门见山，邀请杨春华去境外的包包寨帮忙“背点货”回来，许诺给丰厚的报酬。
杨春华动了心，当即邀请了姐夫段朝荣，还有同村的段朝龙、姚福良一起入伙，老板则留在杨家等候。三人往返只用了三天时间，当他们把背着的货交给老板时，老板二话不说，从皮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人民币，“啪”地拍在杨春华手上。那沓钱被捆得整整齐齐，红色的票面晃得人眼睛发花，四个人平分下来，每人都拿到了2500块。
段安洲就站在角落里，看着那笔“巨款”，眼睛都直了。在那个年代，2500块足以抵得上普通农户大半年的收入，他长这么大，从未见过这么多钱。羡慕之余，更多的是不甘，他跟着杨春华吃了这么多年苦，为何有这样的好事，却不带上他？
等老板走后，段安洲拽着杨春华的胳膊，迫不及待地问：“杨大哥，你们背的到底是什么货？怎么这么值钱？这么好的事，你怎么不叫上我？”
杨春华拍了拍他的脑袋，眼神里带着几分复杂，语气沉重：“什么货？是掉脑袋的货！你以为这钱来得容易？每一分都是用命换回来的。想挣这个钱，你还得再吃几年干饭，历练历练。”说完，便不再多言，转身进了屋，只留下段安洲愣在原地，心里却埋下了一颗种子。
往后两年，时不时就会有陌生人来找杨春华，每次杨春华都带着段朝荣几人外出，回来后总会揣着不少钱，花钱也变得大手大脚。段安洲渐渐摸清了门道，那些被杨春华称为“掉脑袋的货”，其实是违禁品海洛因。他比杨春华更有心计，看着杨春华几人冒着杀头的风险，却只是挣些辛苦钱，始终没能发大财，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心里便有了别的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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