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警们很快摸清了情况：22岁的高秀梅是棉纺厂的女工，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留着当时最流行的波浪卷发，身边不乏追求者。她之前和同厂的一个男工处过对象，后来因为对方脾气暴躁、有家暴倾向而提出分手，对方曾多次威胁她。而小高因为从小跟着姐姐长大，留着一头齐肩的长发，加上身形瘦弱，夜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女性。
“凶手应该是冲着高秀梅来的，报复性伤害。”刑警队的老陈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夜里光线暗，他把小高当成了高秀梅，所以才下了手。”这个推断得到了大多数干警的认可。接下来的七个多月里，警方围绕高秀梅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拉网式排查，那个威胁过她的前男友被列为头号嫌疑人，被反复讯问了多次，但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案发当晚，他正在外地的亲戚家帮忙盖房子，有十几个人可以作证。
干警们没有放弃，又陆续排查了高秀梅的同事、邻居，甚至是她中学时的同学，凡是有过矛盾纠葛的，都一一进行了调查。三伏天里，他们顶着近四十度的高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滨州的大街小巷，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结出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线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踪迹。案件陷入了僵局，周宪文局长的办公室里，那盏台灯常常亮到后半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再添新案：郭氏姐妹的深夜惊魂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恶魔，再次露出了獠牙。1986年8月28日凌晨两点，滨州市红旗居民区的郭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打破了夏夜的宁静。“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20岁的郭大国躺在床上，双手捂着左侧耳朵，鲜血顺着她的脖颈流到枕头上，把枕头套染成了暗红色。旁边的妹妹郭二丫吓得缩在床角，浑身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魔鬼……有魔鬼进来了……”
郭家人被哭声惊醒，父亲郭老汉举着煤油灯冲进西厢房，看到大女儿满脸是血的模样，气得浑身发抖，抄起门后的锄头就往外冲，却被老伴死死拉住：“你去哪儿啊？凶手早就跑了！快给公安局打电话！”郭大国的母亲扑到床边，看着女儿空荡荡的左耳根，心疼得号啕大哭：“我的苦命闺女啊，你这还没嫁人呢，可咋整啊……”
周宪文局长接到报案时，正在办公室里研究小高案的卷宗。“又是割耳？”他猛地站起身，眼里闪过一丝怒火，“通知孙树俭、袁海泉，让惠民地区公安处的贾微信副处长也带人过来，现场必须保护好！”这一次，警方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技术科的干警带着手套、口罩，小心翼翼地对现场进行勘察。
西厢房里，郭大国和妹妹睡在一张双人床上，郭大国睡在外侧。门上的玻璃碎了一块，平时糊着的白纸被撕得粉碎，门插销也坏了，地上放着一把顶门用的椅子，已经被撞得歪到了一边。“我睡得正香，突然觉得耳朵一阵疼，醒来一摸，就没了。”郭大国的声音带着哭腔，脸色苍白如纸，“我啥也没看见，就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跑得特别快。”
技术科的干警在门后的地面上，发现了几滴零星的血迹，还有一个模糊的脚印，但因为是泥土地面，脚印很快就氧化了。“犯罪分子还是深夜翻墙入院，从破损的玻璃处伸手打开门闩，作案手法和高家案很像。”惠民地区公安处的贾微信副处长蹲在墙根下，指着墙上的一个脚印说道，“你看，这个脚印的尺寸和高家案现场墙头上的脚印差不多，应该是同一个人。”
案情分析会上，气氛异常凝重。干警们发现，这两起案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案时间都在凌晨，凶手都是翻墙入院、入室作案，目标都是年轻女性（小高因长发被误认），作案工具都是锋利的刀具，且作案后都迅速逃离，现场几乎不留下痕迹。“可以并案侦查。”周宪文局长敲了敲桌子，“现在我们要重新梳理线索，不能只盯着高秀梅的社会关系了。”
经过走访得知，郭大国和高秀梅不同，她性格文静，作风正派，在一家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几乎没有社交，更没有什么恋爱纠葛，是街坊邻里眼中的“好姑娘”。“那凶手为什么要盯上她？”刑警队长袁海泉皱着眉头问道。这时，郭老汉的一句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我前阵子在菜市场和人吵过架，那人说要让我‘家破人亡’。”
郭老汉是个木匠，前段时间给一个客户打家具，因为对方觉得木料不好，要求降价，两人吵得面红耳赤。那个客户脾气暴躁，当时就拍着桌子骂道：“你要是不降价，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让你闺女也没好日子过！”这个线索让干警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找到了那个客户，对其进行了讯问和调查。可没想到，对方案发当晚正在外地出差，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线索再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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