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鲁北大地，寒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烈些。滨州、惠民、寿光一带的土坯房上压着薄薄的霜花，清晨的街道上，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人们哈着白气，车把上挂着的铝制饭盒碰撞出清脆的声响。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持续近三年的噩梦，正悄然笼罩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那些穿着的确良衬衫、留着时髦卷发的年轻姑娘们，很快就将在深夜的黑暗中，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攥紧心脏。
一系列割伤美少女耳朵的恶性伤害案，正以令人心悸的姿态，一步步撕开这个年代的平和表象。
消息像被狂风卷起的沙尘，迅速席卷了整个鲁北地区，甚至传到了千里之外的省城。“夜里别让姑娘单独睡”“出门最好有人陪着”，成了家家户户睡前的叮嘱。派出所的户籍警下片区时，总能看到巷口聚集着窃窃私语的居民，他们脸上挂着掩不住的恐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耳朵，仿佛那脆弱的器官下一秒就会遭遇不测。社会舆论更是炸开了锅，地方小报用加粗的黑体字印着“鲁北出现割耳恶魔”，街头巷尾的收音机里，评书先生讲到惊险处，总会借题发挥一句“这比江湖上的采花大盗还要歹毒”。
拂晓惊魂：高家院子的血色呼救
1986年1月7日，拂晓时分的滨州市和平区，天刚蒙蒙亮，远处的工厂还没响起上班的汽笛声，高家院子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像一把尖刀刺破了冬日的沉寂。“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16岁的小高捂着右侧脸颊，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汩汩涌出，顺着下巴滴落在冻得发硬的地面上，瞬间凝成了暗红色的冰碴。他疼得浑身发抖，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乱蹦，额头上的青筋因为剧痛而暴起。
高家的灯“唰”地全亮了。母亲王桂兰披着棉袄从屋里冲出来，一看见儿子满脸是血的模样，腿一软差点摔倒，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儿啊！这是咋了？谁把你弄成这样的？”父亲高建国刚穿好裤子，抄起门后的扁担就往外冲，嘴里吼着：“哪个天杀的敢在老子家门口行凶！我跟他拼命！”姐姐高秀梅也赶了过来，看着弟弟血淋淋的伤口，吓得脸色惨白，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这一切，本该是冲着她来的。
前一天夜里，滨州的气温降到了零下12度，寒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窗户上，发出“呜呜”的声响。高秀梅在棉纺厂上夜班，临走前看着弟弟冻得缩脖子的样子，心疼地说：“你今晚去我屋里睡，我那屋有煤炉，暖和点，顺便帮我看会儿门。”小高听了姐姐的话，乐呵呵地搬着被褥去了东厢房——那是姐姐独居的卧室，收拾得干净整洁，还摆着一瓶姐姐舍不得插的塑料花。
凌晨四点多，小高睡得正沉，迷迷糊糊中觉得右耳一阵钻心的剧痛，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狠狠划了一下。“嗖”的一下，那股凉意带着撕裂般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他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下意识地摸向耳朵。
空荡荡的，只剩下黏腻的鲜血。
“啊！”他的尖叫还没喊完，就看见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一条黑影像野猫一样窜了出去，踩着院墙上的砖缝一跃而过，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留下院墙外几声急促的脚步声。
高家的哭喊和呼救声很快惊动了邻居，十几个街坊涌进院子，有的帮着捂伤口，有的跑去打电话报警，还有的追出院外试图寻找凶手的踪迹，但黑暗中早已没了人影。混乱中，有人不小心踢翻了小高床边的煤炉，炉灰撒了一地；有人为了看伤口，伸手碰了碰床上的血迹。
等滨州市公安局的干警赶到时，原本可能留存线索的现场，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接到报案的周宪文局长，当时刚吃完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这位从部队转业的老公安，脸上总是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沉稳，一听发生了这么恶劣的案件，饭碗一放就抓起了警服。“通知技术科、刑警队，五分钟后出发！”他对着对讲机喊完，又抓起桌上的手电筒，快步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案发现场的东厢房里，周局长蹲在床边，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床上的棉被被血浸透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半干，边缘卷着硬边。技术科的干警小心翼翼地用镊子翻看被褥，嘴里嘟囔着：“局长，现场太乱了，脚印、指纹全被破坏了，连个可疑的毛发都没找到。”周宪文点点头，目光扫过墙头，那里有一块砖松动了，砖缝里挂着几根黑色的纤维，应该是凶手翻墙时刮下来的。“凶手是后半夜翻墙入院的，目标明确，动作利落，用的是锋利的刀具，割耳后迅速逃离，心理素质很强。”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先走访受害人亲属，弄清楚到底是冲谁来的。”
高秀梅坐在椅子上，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声音带着哭腔：“肯定是冲我来的。我在厂里处了个对象，后来吹了，他一直耿耿于怀，前阵子还在厂门口堵过我，说要让我‘后悔’。”她顿了顿，眼泪又流了下来，“都怪我，要是我不让弟弟去我屋睡，他也不会遭这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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