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1月1日，伦敦，唐宁街10号内阁会议室。
会议室内的气氛显得沉重。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坐在长桌尽头，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海军大臣戈申、财政大臣希克斯-比奇等人分坐两侧，每人面前都摊着几份文件。
最上面那份是今天早晨的《曼彻斯特卫报》，头版标题写着:《远东的血债——议会必须调查》。旁边是自由党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在昨日议会辩论中的发言记录，其中一段被红笔划了出来:
“……我们被告知，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护英国侨民、惩罚暴徒。但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士兵的尸体从远东运回，是纳税人的钱如流水般消耗，是那些所谓‘暴徒’的抵抗越来越激烈，还有——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无辜平民被成批屠杀的报告！如果这就是帝国的荣耀，那我宁愿不要这样的荣耀！”
张伯伦脸色铁青，他是内阁中最强硬的主战派，但此刻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这些报道明显有“人”在背后操纵。《曼彻斯特卫报》那篇文章的细节太详细了，连哪个士兵说了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肯定是有人给他们提供了素材。”
“问题不在于谁提供的，”兰斯多恩侯爵叹了口气，“问题在于，这些内容是真的。我私下询问过陆军部的人，他们说……西摩尔的扫荡确实有些‘过火’。为了震慑抵抗者，采取了一些‘必要且严厉’的措施。”
“必要？”希克斯-比奇财政大臣忍不住提高声音，“现在这些‘必要措施’让我们在国内成了众矢之的！昨天我收到财政部统计，南非战事每月消耗一百二十万英镑，远东战事每月八十万英镑，这还不算舰队的维持费。自由党已经在嚷嚷要查账了！说我们‘用英国人的血汗钱在远东搞屠杀’！”
索尔兹伯里首相一直沉默着，这时才开口:“天津那边有什么新消息？”
兰斯多恩翻出欧格讷发回的电报:“欧格讷爵士报告，清国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一直在拖延。已经快一个月了，每次谈判他都以‘需请示朝廷’为借口，对条件避而不谈。而且……”他顿了顿，“李鸿章暗示，如果我们条件太过苛刻，恐怕会激起更大的民变，让局势彻底失控。”
“他在威胁我们？”张伯伦瞪大眼睛。
“不，他在陈述事实。”兰斯多恩摇头，“欧格讷在电报里说，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华北的抗洋力量比我们想象得更有组织性。通州仓库袭击就是个例子——上千人的队伍能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这不是普通暴徒能做到的。李鸿章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敢跟我们拖延。”
会议室陷入沉默。
良久，索尔兹伯里首相缓缓说:“先生们，我们面临三个问题:第一，国内舆论压力越来越大；第二，军事上陷入僵局，消耗巨大；第三，外交谈判受阻，清国在拖延时间。”
他站起身，走到壁炉旁，背对众人:“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都似乎有支手在操控着。”
“那我们怎么办？”希克斯-比奇问，“从华北撤军？”
“不可能！”张伯伦立刻反对，“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代价，如果现在撤军，之前的所有投入都白费了！而且会让全世界看笑话！”
“但继续这样下去也不行。”兰斯多恩说，“屠杀平民的报道已经让我们在国际上名誉扫地。法国和德国国内也有反战声音，他们不会愿意长期陷在这里。如果我们一味强硬，很可能最后只剩下英国独自面对这个烂摊子。”
索尔兹伯里转过身，眼神坚定:“我们必须调整策略。目标不变——要拿到赔款和特权，但手段要改变。”
他走回桌前，下达指示:
“第一，给欧格讷发电，授权他在谈判中适当灵活。赔款数额可以谈，还款期限可以延长，惩凶名单……也可以缩减。但核心条款——驻军、拆炮台、修订商约——必须坚持。”
“第二，给西摩尔发电。”首相的语气严厉起来，“告诉他，国内舆论已经到了临界点。从即日起，严禁任何针对平民的集体惩罚行为。清剿行动必须精确打击抵抗分子，不得滥杀无辜。如果再有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件被曝光……”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明白。
张伯伦急了:“首相！这等于捆住西摩尔的手脚！在那种环境里，怎么可能分得清谁是平民谁是暴徒？”
“分不清就不要开枪！”索尔兹伯里罕见地提高了音量，“约瑟夫，你还不明白吗？我们输不起舆论战！如果英国民众认为他们的军队在远东当屠夫，下届大选我们就全完了！自由党会抓住这点把我们撕碎！”
张伯伦张了张嘴，最终颓然坐下。
“第三，”索尔兹伯里继续说，“协调其他盟国。兰斯多恩，你亲自和法国、德国、美国公使沟通，告诉他们英国的立场转变。我们必须统一步调，尽快达成协议，然后从华北抽身。那里……已经成了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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