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没有立刻抬头。他用余光捕捉来人——阴丹士蓝旗袍，藤编菜篮，头发在脑后挽一个髻。
是她。
女人今天换了个位置，坐在小王斜对面，靠窗，正好能看见云林斋的侧门。她要了一壶花茶，从菜篮里拿出一本书，低头翻阅。
小王看不清书名。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但端着茶杯的手纹丝不动。
十点半。
女人喝完第一杯茶，续了一次水。
十点四十五分。
她合上书，招手结账。
小王几乎要以为她又要像昨天一样离开了。但女人没有走向门口，而是转身，径直走到他的桌边。
“先生，”她轻声说，“能借个火吗？”
小王看着她。近处才看清，她约莫三十出头，眉眼清淡，不像申城女子，倒有几分江浙乡下的温婉。她的手很稳，语气自然，仿佛真的只是来借火的普通茶客。
小王从口袋里摸出火柴，递过去。
女人接过，划燃一根，点着了手里那支根本没放进口中的香烟。她把火柴还给小王，烟夹在指间，任它静静燃烧。
“今天的云像。”她说。
小王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他接上暗号：“可惜没有糖吃。”
“我这儿有。”女人说。
她从菜篮里拿出一个小布包，轻轻放在小王桌上。布包巴掌大小，蓝底白花，是寻常人家装零钱用的那种。
“劳驾，帮我看一下。”她说，“我去去就回。”
然后她起身，拎着菜篮走出茶馆。风铃在她身后响了一声。
小王看着桌上的布包。
他没有立刻打开，甚至没有去碰。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涩。
街对面，那个穿蓝旗袍的女人走过云林斋门口，没有停留，没有张望，像任何一个路过的寻常妇人。
她拐进巷口，消失不见。
小王慢慢放下茶杯，把布包拢进袖子里。他叫来茶博士结账，茶钱放在桌上，多给了三天的瓜子钱。
“先生明天还来？”茶博士问。
“明天不来了。”小王说。
他走出茶馆。阳光很好，贝当路上的法国梧桐开始落叶了。他把布包贴身收好，手按在上面，能感觉到里面硬硬的，是一本书的形状。
陈先生，我等到了。
第三幕·档案室的旧灰（10月6日，上午10点）
特高课档案室，地下室。
土肥原亲自站在文件柜前，影佐在一旁捧着煤油灯。这里没有电灯，常年不见阳光，空气里是纸张发霉和陈年灰尘混合的气味。
“徐仲年的档案编号是J-1939-047。”影佐说，“照理应该在甲区，但调了几次都没找到。”
土肥原没有责怪。1939年的档案，经历了鹤田时代、影佐接手、多次机构调整，遗失几份文件是常事。
“还有别的关联档案吗？”
“有。”影佐递过另一份薄薄的卷宗，“这是当年参与调查徐仲年案的特高课员佐藤的笔记副本。佐藤1940年初调回东京，原件应该已经归档，这是留底的。”
土肥原接过，就着煤油灯翻开。
笔记很简略，大多是调查时间线和询问记录。徐仲年，男，四十五岁，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1938年底迁居申城，1939年4月15日被发现死于寓所，死因心脏病突发。
但佐藤在笔记末尾写了一行小字：“死者手心有墨迹，似为半个‘镜’字。询问家属及同事，均称死者无练字习惯。”
土肥原的目光停在这行字上。
“镜”。
“影佐君，”他说，“你还记得第四卷的‘镜界计划’吗？”
影佐愣了一下：“将军是说……那个以文化符号为武器的情报战计划？”
“那是我们的称呼。”土肥原说，“他们自己叫什么来着？”
影佐回忆了几秒：“《青石记》……言师……小野寺辉……”
“言师。”土肥原打断他，“这个人的真实身份，至今没有查清。”
档案室里安静下来。煤油灯的火焰跳了一下，在墙上投出巨大的影子。
“您的意思是，徐仲年和言师——”
“不一定有关系。”土肥原说，“但一个学者，死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手心写着一个‘镜’字。两年后，申城出现一个代号‘镜师’的情报员，用文化符号作战。这不是巧合。”
他合上佐藤的笔记：“查徐仲年生前所有的社会关系，朋友、学生、同事、邻居。找到他1939年之前接触过的人。”
影佐领命，转身要走。
“还有，”土肥原说，“查一下徐仲年死后，谁处理了他的遗物。”
第四幕·诊所的阴影（10月6日，中午12点）
林氏诊所。
林静川送走上午最后一个病人，正准备关门午休。门外走进来一个人——不是病人，是巡捕房的华捕老郑。
老郑四十来岁，在法租界巡捕房干了十五年，和林静川算是老相识。他来诊所通常是两件事：陪太太看病，或者讨杯茶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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