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朔接过笔记本，快速翻阅。记录用的是俄文夹杂英文，字迹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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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2日，霞飞路白俄圣母堂。
徐先生今天很紧张，他说有人在查“旧账”。我问什么旧账，他摇头不说，只让我保管好一个铁盒，说如果他出事，就把铁盒交给“懂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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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8日，外滩华懋饭店。
徐先生给了我五千美元，说这是最后的酬劳。他说他可能要离开上海一段时间，但铁盒一定要保管好。我问“懂镜的人”是谁，他说：“镜子破了，但碎片里还能照出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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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25日，徐家汇天主堂。
最后一次见徐先生。他脸色很差，说“他们发现我了”。我劝他逃走，他说太迟了。他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半张照片——就是你们看到的那张，影佐祯昭的单人照。他说：“如果将来有人拿着另外半张来找你，就把铁盒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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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到此为止。四天后，徐仲年死亡。
“铁盒在哪里？”陈朔问。
“不知道。”卡尔摇头，“安娜没有带走铁盒，也没有告诉我它在哪里。她只带走了这本日记的副本。原件……”他顿了顿，“可能还在上海的某个地方。”
陈朔合上日记。线索又断了，但又多了一条：徐仲年死前在找一个“懂镜的人”，并且留下了某种信物（半张照片）作为接头凭证。
“另外半张照片在谁手里？”陈朔问。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卡尔说，“我查了一年，没有任何人拿着另外半张照片来找过我或安娜。直到昨天——”
他从笔记本夹层里取出一张新的照片。
还是1939年外滩的场景，但这次是完整版：影佐祯昭站在中间，左侧是徐仲年，右侧……是一个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男人，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但那个男人的左手，搭在影佐的肩膀上。无名指处，有一道明显的伤疤。
“这张照片是哪里来的？”陈朔的声音很冷。
“今天下午，‘海鸥号’进港前，有个水手在甲板上发现的。”卡尔说，“用油纸包着，塞在缆绳的绳结里。包照片的纸上，用英文写了一行字：‘给霍恩船长，来自老朋友’。”
陈朔盯着照片上那个戴礼帽的男人。左手无名指伤疤——这个特征，与孙老栓描述的收货人、钉子遭遇的神秘黑衣人、教堂神父回忆中与安娜见面的中国男人，完全吻合。
“这个人就是‘周先生’？”卡尔问。
“不一定。”陈朔摇头，“但他至少是关键一环。他出现在这张照片里，说明1939年秋天，他就已经在这个圈子里。他知道徐仲年，知道安娜，甚至知道徐仲年留下了半张照片作为信物。”
他看向卡尔：“你船上那个发现照片的水手，现在在哪？”
“在船上休息。我让他暂时不要下船。”
“我要见他。”
三、水手的证词
凌晨三时二十分，陈朔在卡尔的掩护下登上“海鸥号”。
这是一艘中型货轮，排水量约三千吨，船龄不大，保养得很好。甲板上堆着货箱，水手们还在忙碌卸货。
发现照片的水手叫阿杰，广东人，二十出头，在“海鸥号”上干了两年。他被带到船长室时，显得有些紧张。
“不用怕，把经过再说一遍。”卡尔用粤语安抚他。
阿杰搓着手：“今天下午，大概三点钟，我在船头整理缆绳。那条主缆的第三个绳结特别大，我拆开想重新打，就发现里面塞着这个油纸包。”
“绳结原来是谁打的？”
“不知道。这条缆绳是上次出航前新换的，在香港码头装的。当时是二副带着几个临时雇的码头工人一起弄的。”
“临时工人？”陈朔捕捉到这个词。
“对，因为原来的缆绳磨损了，要在香港换新。我们船上的水手不够，就在当地雇了七八个人帮忙。”
“还记得那些工人的样子吗？”
阿杰想了想：“都是中国人，年纪从二十多到五十多都有。不过有一个人比较特别——他左手戴着手套，干活时也没摘。我当时还多看了一眼，因为大热天戴手套很奇怪。”
左手戴手套。
可能是为了掩盖无名指的伤疤。
“这个人长什么样？”
“中等个子，不胖不瘦，戴着一顶旧草帽，看不清脸。但说话口音……有点像上海话，又带点苏州腔。”
陈朔与卡尔对视一眼。
“他还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吗？”
“他在系那个绳结时，花了很长时间，说是要打‘双渔夫结’，比较结实。我当时还想，这人挺负责的。”
双渔夫结——这是水手常用的绳结，但也是情报传递中常用的暗号载体：绳结的缠绕方式和位置，可以编码信息。
“绳结还在吗？”陈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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