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二，上午九点，金陵大学文学院会议室。
长条桌两侧泾渭分明。一侧坐着许慎之、钱穆之、徐先生、林墨，以及被特意请来列席的顾颉刚。另一侧只有藤田浩二一人，军装外罩了件灰色呢子大衣，面前摊开笔记本、红蓝铅笔和一部《广韵》。
会议尚未开始，空气里已有微妙的张力。
许慎之将一叠文稿推到桌子中央：“创刊号拟用稿件，共十七篇。顾老序言一篇，学术专论九篇，艺术评析四篇，文献辑录三篇。请藤田先生过目。”
藤田没有立刻去拿，而是先看向顾颉刚：“顾先生，您觉得这些稿子的学术水准如何？”
问题很聪明——先问学术权威的意见，既示尊重，也设参照。
顾颉刚推了推老花镜：“老朽看了，大体尚可。钱穆之的琴谱校勘、徐先生的画论辨析、许慎之的诗学考据，都有扎实功底。青年学者的文章虽显稚嫩，但胜在材料新颖。”
“那么政治倾向呢？”藤田问得直接。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藤田先生说笑了。”钱穆之接话，声音平稳，“学术文章，只论是非，不论倾向。我们讨论的是唐代指法、宋代画风、明清诗韵，与时政何干？”
藤田看向他：“钱先生说得对。但学术虽无国界，学者却有立场。我职责所在，不得不察。”
这话说得坦诚，反而让气氛缓和了些。
“那便请藤田先生察吧。”许慎之将文稿又推近一寸，“字句皆在纸上，任君评阅。”
藤田这才拿起最上面一篇——顾颉刚的序言。他看得很慢，偶尔用铅笔在页边做记号。红笔画圈，蓝笔画线，不知是何标准。
五百余字的序言，他看了十分钟。
“顾先生此文，”藤田终于抬头，“引《汉书·艺文志》‘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又引《隋书·经籍志》‘经籍盛衰，关乎国运’。通篇讲文献保存之重要，无一句涉今。但……”
他停顿，看向顾颉刚：“但读者若知当下典籍散佚、文献蒙尘之现状，读此文时，会不会生出别样感慨？”
顾颉刚神色不动：“读者作何感慨，非作者所能控。老朽只论史实，不论现实。”
“好一个‘只论史实’。”藤田点头，在稿纸上写下“通过”二字，签上姓名日期。
第一篇，定了。
第二篇是钱穆之的《金陵琴派指法流变考》。
藤田看得更细。文章从明代金陵琴家杨表正的《重修真传琴谱》谈起，梳理指法符号的演变，对比苏州、广陵各派异同，考证详实，引注多达八十七处。
看到第三页时，藤田的铅笔停住了。
“钱先生这里写，”他念出声，“‘琴谱记谱之法，代有变革。然变革之中，常有守正之士，以古法校正时谬，使正脉不绝。’”
他抬头：“‘守正之士’‘正脉不绝’，这些词……有没有更中性的替换？”
钱穆之沉默片刻：“藤田先生觉得这些词有问题？”
“不是有问题，是容易引发联想。”藤田斟酌用词，“在当下语境，‘守正’‘正脉’这样的概念，可能被解读为某种……文化上的排他性主张。”
话说得委婉，但在场都听懂了——他担心这些词被解读为“坚守中华正统”。
“那依藤田先生之见，该如何改？”钱穆之问。
藤田拿起蓝笔，在稿纸上修改：“不如写成‘时有琴家，重视古谱校勘，于传承贡献颇着’。去掉价值判断，只留事实陈述。”
钱穆之看了看改后的句子，点头：“可以。”
不是妥协，是战术性后退。用事实替代评价，意思还在，但锋芒收了。
藤田继续往下看。又一处停顿。
“这里引用的戴望题跋，”他指着一行小注，“‘琴音之道，贵在自然。强求则失真，矫饰则失韵。’”
“这话有何不妥？”钱穆之问。
“戴望是明遗民，终身不仕清。”藤田说，“引用他的话，容易让熟悉文史的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这次，钱穆之没有立刻同意。
“藤田先生，”他声音依然平静，“戴望的《琴学粹言》是清代琴论经典，治琴史者不可不引。若因作者身份而避讳，学术的客观性何在？”
“我明白。”藤田说，“但审稿不仅要考虑学术，也要考虑……安全。”
“那依您看，该如何处理？”
藤田沉思片刻：“保留引文，但删掉‘戴望’这个名字，只写‘清人《琴学粹言》云’。如何？”
钱穆之想了想，点头。名字可以隐去，话留下了。
这是一种默契的妥协。藤田没有要求删掉观点，只要求模糊来源；钱穆之保住了核心内容，接受了形式上的退让。
稿子看完，藤田写下评语：“考据扎实，论证严谨，建议刊用。”签了名。
第二篇，也过了。
第三篇是徐先生的《金陵画派山水意象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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