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调研组离开后的一周，江州的政治氛围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平静期。表面上看，各项工作按部就班地推进：开发区的几个重点项目加快了落地步伐，国企重组方案进入了更细致的论证阶段，老城改造的拆迁协议签约率也在稳步提升。但秦墨能清晰地感觉到，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各种力量正在重新汇聚、观望、盘算。省委的肯定与期许，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更大的行动空间，也引来了更聚焦的目光和更严格的审视。
周二下午，秦墨正在听取市财政局关于下半年重点支出安排的汇报，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响了起来。是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直接线路。
“秦墨同志，最近辛苦啦。”副部长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和，“江州的工作，省委主要领导是肯定的，特别是在复杂局面下展现出的定力和担当，很难得。”
“谢谢部长肯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秦墨谨慎地回应，心中揣度着这通电话的深意。
“嗯。”副部长顿了顿，语气似乎随意了些，“秦墨同志啊，考虑到江州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全省干部队伍建设的通盘需要，部里近期可能会对你个人的工作安排，做一些酝酿和考虑。先跟你通个气，希望你有个思想准备，现阶段还是要集中精力把江州的工作抓好抓实，确保平稳有序。”
话语委婉，但信息明确：他的工作可能即将发生变动。这虽在情理之中——在江州这般用力，无论成败，调整几乎都是必然——但在这个改革攻坚的关键节点传来风声，时机耐人寻味。
“感谢组织的信任和培养。”秦墨稳住心神，语气平静，“我一定恪尽职守，站好每一班岗。请组织放心，江州的各项工作都会在省委的领导下扎实推进，不会因为任何个人的因素受到影响。”
放下电话，秦墨沉默了片刻。这个消息，与其说是惊喜，不如说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升迁固然是肯定，但更意味着江州这盘棋到了最关键的收宫阶段，他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把改革推向深入，夯实基础，确保局面在他离开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避免人走政息。同时，他也必须更加谨慎，防止在最后关头出现任何可能影响全局的疏漏和风险。
他深吸一口气，将个人去留的思虑暂时压下，继续专注于眼前的财政安排。越是关键时刻，越要稳得住。
几天后，一场关于市属国有“僵尸企业”市场化出清的专题协调会，在市政府常务会议室召开，气氛凝重。这类企业历史包袱沉重，资产质量差，职工安置难度大，是国企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主持会议的常务副市长赵学明介绍完基本情况后，与会部门负责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难色。
国资委主任首先发言：“这几家企业，资产负债率都超过200%，大部分资产已抵押或被法院查封，几乎无净资产可言。职工安置成本巨大，本级财政难以全额兜底。”
人社局长接着话茬：“职工平均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再就业难度非常大。‘退养’和‘买断’所需的资金缺口很大。”
法院的同志则强调了法律程序上的复杂性：“破产清算周期长，涉及债权人众多，协调难度大，容易引发不稳定事件。”
会场一时陷入了沉默。问题现实而残酷，似乎陷入了死胡同。
秦墨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等大家说完，他环视一圈，语气沉稳：“困难大家都摆出来了，很具体，也很现实。但正因为难，才更需要我们拿出勇气和智慧去破解。‘僵尸企业’不出清，就会不断吞噬宝贵的金融资源和政府信用，拖累整个国企改革的大局。这个问题，躲不过，也绕不开。”
他话锋一转：“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思路？不要总想着‘甩包袱’，而是想着怎么‘盘活存量’？比如，这些企业虽然主业不行了，但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要素？土地、厂房、部分专利技术，甚至一些熟练的技术工人？能不能把这些零散的、沉睡的要素，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重新整合、再利用？”
他看向发改委主任和招商局长：“你们牵头，联合国资委、自然资源局，成立一个专项工作组。对这几家企业进行彻底的‘资产扫描’，不是看账面上还有多少钱，而是看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市场化盘活。然后，拿着这份‘资产包’，主动去对接市场上的产业投资基金、优势企业，看看能不能通过‘破产重整+引资盘活’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在解决债务和安置职工的同时，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哪怕最后只能盘活一小块，安置一部分职工，也是一个胜利。”
他又对法院和人社局的同志说：“法律程序上，请法院给予指导，探索简化流程、提高效率的可行路径。职工安置上，除了常规渠道，人社部门要牵头，针对这些职工的特点，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积极开拓公益性岗位。财政方面，可以研究设立一个专项风险化解基金，起到撬动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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