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莹觉得自己像一根时刻绷紧的弦，在变电部办公室的日光灯下，发出只有自己能听见的高频嗡鸣。她刚把第五版变电站改造方案的图纸保存，右下角的时间显示晚上十点零三分。手机屏幕亮起，是母亲发来的消息，短短一行字：“宝宝又发烧了，38.5度，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那一刻，胸腔里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攥紧了，呼吸困难，手指发麻。她死死盯着屏幕，视线开始模糊。不，不能在这里。她对自己下命令，深呼吸，像心理咨询师周老师教的那样——吸气四秒，屏住七秒，呼气八秒。可那股熟悉的、滚烫的液体根本不听使唤，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迅速蓄满了眼眶。
“又来了。”她绝望地想。
同事们的目光像细密的针，若有若无地扎过来。她猛地站起身，几乎是跑着冲进了洗手间。锁上隔间的门，世界只剩下头顶惨白的光和自己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眼泪不是一颗颗掉，是直接连成线往下淌，砸在冰冷的瓷砖地上。委屈像决堤的洪水——为什么方案永远改不完？为什么孩子总在生病时自己不在身边？为什么丈夫只是发来一句“早点回来”，而不是“别急，有我”？为什么自己就这么不争气，连情绪都控制不住？
这根弦，快要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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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下午，是刘莹的“救赎时间”。她坐在周老师那间布置得温暖而简洁的心理咨询室里，像一艘颠簸的小船暂时驶入了避风港。
“上次我们谈到，当‘委屈’这种情绪上来时，试着不要评判它，只是观察它，像看天上飘过的云。”周老师的声音平和，有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今天感觉怎么样？”
刘莹绞着手指，努力想挤出一个“还好”的笑容，嘴角却不受控制地向下弯去。眼泪又一次抢先一步。她懊恼地偏过头。
“没关系，刘莹，在这里，眼泪是被允许的。”周老师轻轻递过一盒纸巾。
“我恨我自己这样。”刘莹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在单位，一点小事，被主任说两句，或者看到别人一家三口的照片，眼泪就自己跑出来。我控制不了……我觉得自己像个废物，根本不配做变电设计师，也不配当妈妈。”
她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这一周的挣扎：深夜画图时对孩子的愧疚，家庭聚餐时婆婆那句“女人还是得以家庭为重”的暗示，还有昨天，因为一个数据复核的小疏漏，被项目经理当众点了名，她当时就红了眼圈，狼狈逃回工位。
“我不是故意要哭的，”她哽咽着，“它自己就来了，我拦不住。”
周老师安静地听着，直到刘莹的倾诉暂告一段落，才温和地开口：“刘莹，你不是脆弱。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让我们的神经系统一直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就像一部始终在高速运转的发动机。‘委屈’和眼泪，或许不是软弱，而是你的身体在超负荷运转下，发出的求救信号。它在提醒你，弦太紧了，需要松一松。”
“求救信号？”刘莹抬起泪眼。
“对。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不再把眼泪当作敌人，而是把它看作一个需要被倾听的、疲惫的内在自我。”
那天离开咨询室时，周老师给了她一个“小任务”：下次感到委屈想哭时，试着在安全的环境下，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感受那份情绪，并且在一张便签上记下三个问题：是什么引发了这种感觉？它让我身体哪里不舒服？此刻，我最需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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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实，挑战接踵而至。
周五，部门召开项目评审会。刘莹负责汇报的部分，被一位资深同事老张从头质疑到尾。“小刘啊，你这个接地网的设计，考虑过极端天气的土壤电阻率变化吗？想法是好的，但还是太理想化了，缺乏现场经验。”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那种熟悉的、被扼住喉咙的感觉又来了。眼眶开始发热，视线里的图纸线条变得模糊。完了，又要哭了。她在心里哀嚎，手指用力掐进掌心，试图用疼痛转移注意力。
就在这时，她想起了周老师的话：“求救信号……感受它……”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不再对抗那股上涌的情绪。她感受着胸腔里的憋闷，喉咙的哽咽，眼球的酸胀。她意识到，那份“委屈”底下，混杂着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认可的愤怒，是作为部门里少数女性设计员常常被“格外关照”的憋屈，是连日加班后身心俱疲的辛酸。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仓皇低头或借口去洗手间，而是微微仰起脸，快速眨了几下眼睛，让那股湿意稍微退潮。然后，她拿起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就着模糊的视线，快速记下了几个关键词：“质疑”、“不被信任”、“疲惫”。
做完这个小小的动作，奇迹般地，那股强烈的、想要痛哭失声的冲动，竟然缓和了一些。她清了清嗓子，抬起眼，目光平静地看向老张：“张工，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关于土壤电阻率，我在附录三的详细计算书中，已经参考了近十年本地气象数据做了动态模拟分析，结论是安全裕度足够。会后我可以把数据发您再核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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