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医院”的悲壮坚守，如同惊涛骇浪中一叶随时可能倾覆的扁舟，其惨烈与绝望，终究未能穿透福王府深宫高墙的隔绝，及时传入最高决策者的耳中。
当关于疫情规模和恐怖程度的报告，终于被层层过滤、修饰，最终以相对“温和”的文字呈送到李自成和牛金星的案头时，时间已然被无情地浪费，而疫情的恶魔，早已挣脱了最初的束缚，张开了足以吞噬整个城市的血盆大口。
起初，李自成对所谓的“时疫”并未太过在意。
乱世之中，死人是常事，些许瘟疫，在他看来，不过是疥癣之疾，远不如筹划北伐京师、直捣黄龙来得重要。
他甚至有些恼怒，觉得这些琐事打扰了他的“军国大业”。
然而，当刘宗敏麾下几员悍将也接连病倒、军营中成批的士兵非战斗减员、乃至城外焚尸的黑烟浓烈到遮蔽日光、焦臭气味甚至飘入王府深处的报告接连传来时，这位刚刚戴上旒冕的“新顺王”，才真正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并从最初的不耐烦，迅速转变为一种深切的、难以言喻的恐惧。
这不是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杀，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在谈笑间夺人性命、让千军万马无声无息溃散的无形之敌。
这种未知的、无法用武力征服的威胁，深深刺痛了他作为枭雄的自信，也唤醒了他内心深处对不可控力量的原始敬畏与恐慌。
“怎么回事？！
为何会如此严重？！
牛先生！
这…这该如何是好？！”
银安殿内，李自成再也无法保持“王者”的镇定，他烦躁地踱着步，声音因焦虑而显得有些尖利，目光投向了他此刻唯一能倚重的“智囊”。
牛金星的脸色同样难看。
他比李自成更清楚文牍中那些“疙瘩瘟”、“十死七八”、“尸骸枕藉”等词汇背后意味着何等惨烈的景象。
他的第一反应并非如何救治，而是如何自保，如何稳住局面，如何不让这场天灾毁掉他苦心经营的“从龙之功”和新朝的体面。
在极度的自私和恐慌驱动下，他迅速给出了一个简单、粗暴、且极其冷酷的应对方案。
“陛下！”
牛金星躬身奏道，语气沉重却带着一丝狠厉，“此疫凶猛异常，闻所未闻，恐非药石所能及！
为今之计，唯有…唯有断尾求生，严防死守，以免瘟疫蔓延，危及王驾，动摇国本！”
他提出了两条核心策略，每一条都浸透着对生命的漠视和官僚式的冷酷：
“其一，强行封锁，划区而治！”
他眼中闪过一丝寒光，“应立即派遣得力兵将，将疫情最重的流民营、以及已发现大量病例的街坊营区，强行隔离封锁！
以木栅、土垒围之，许进不许出！
派兵日夜看守，凡有擅闯者，格杀勿论！
内里…便让其自生自灭！
此乃不得已而为之，为保全大局，牺牲小局！”
这无异于将成千上万的活人，与死者、病者一同封入绝望的囚笼，任其在瘟疫中腐烂、死绝，堪称惨烈的人道灾难。
“其二，严控流动，以儆效尤！”
他继续道，“严令全城军民，无令不得擅自离家、离营，不得串坊走巷！
增派巡逻队，凡有违令四处走动者，无论缘由，就地正法！
以雷霆手段，遏止疫情扩散！”
这是试图用绝对的暴力，来冻结一座城市的生机，其残酷与不切实际，令人发指。
已经被恐惧攫住心神、又缺乏任何公共卫生常识的李自成，此刻只觉得牛金星的话“快刀斩乱麻”，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他需要的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来安抚他内心的恐慌，至于这个方案背后意味着多少人的死亡和痛苦，则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准！
就依牛先生所言！
立刻去办！
要快！”
李自成几乎是吼叫着下达了命令。
粗暴的封锁令，迅速变成了更加粗暴的执行。
如狼似虎的兵士们（许多人也心怀恐惧，动作更加暴躁）冲上街头，强行驱赶人群，用粗大的木头和捡来的砖石，将一片片哭声震天的区域强行封锁起来。
被围在里面的，是绝望的哀嚎、恶毒的咒骂和徒劳的冲撞；
被隔在外面的，是亲人肝肠寸断的哭喊。
时有试图冲出封锁线寻找生路或食物的百姓，被守军毫不留情地射杀、砍倒在隔离线前，尸体就堆在路边，无人收殓，成为了新的传染源。
整个洛阳城，仿佛被切割成了无数个绝望的牢笼和恐惧的孤岛。
秩序，在这种野蛮的管控下，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与绝望。
然而，绝对的封锁在人心溃散和求生意念面前，注定是徒劳的。
恐惧，比瘟疫传播得更快。
当最高统治者展现出如此冷酷无情、只顾自保的姿态时，最后一点凝聚人心的虚假光环，也彻底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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