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的天空，仿佛被一层无形的、混合着尘土与绝望的灰霾所笼罩。
苏俊朗提出的“军管配给制”，在牛金星主导的文官系统那充满私欲和怠惰的执行下，如同一剂药力猛烈的虎狼之药，非但未能疏通经络、起死回生，反而加剧了机体的腐败和混乱，最终沦为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和新的盘剥工具。
市面上的粮价在黑市与官价的双重扭曲下愈发畸形，底层士兵和百姓领到的配给口粮不仅数量稀少，且多是霉变掺沙的劣物，怨气如同地下奔涌的岩浆，在沉默中积蓄着爆发的能量。
站在军工坊的了望台上，苏俊朗能清晰地感受到这座城池脉搏的紊乱与衰竭。
短暂的配给尝试，如同给一个垂死的病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短暂的痉挛过后，是更深沉的死寂。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任何形式的配给和管制，都只能是极端情况下的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策。
一个政权，尤其是一个志在夺取天下的政权，其生命力绝不在于能抢来多少、分掉多少，而在于能否创造财富，恢复生产，让经济的血脉重新流动起来。
“堵不如疏，掠不如生。”
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后世是常识，在这个视掠夺为天经地义的乱世，却近乎是天方夜谭。
但苏俊朗没有退路。
眼睁睁看着自己参与缔造的这个新生政权，在经济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坐视其走向内爆的结局，他做不到。
即便明知前路艰难，甚至可能再次自取其辱，他也必须发出最后的警告，献上他认为唯一可行的正道。
他再次将自己关在密室之中，摒弃了所有急功近利的短期方案，转而构思一份着眼于长远、旨在恢复元气、培育根基的经济发展方略。
这一次，他不再仅仅针对粮食危机，而是试图从更根本的层面，为大顺政权勾勒出一条从“流寇”向“治国”转型的艰难路径。
灯火下，他铺开纸张，笔墨饱蘸着沉重的心绪与微弱的希望，开始书写。
这份奏章，他写得格外用心，力求条理清晰，论证充分，将现代经济管理的朴素思想，用这个时代能够理解的语言包装起来。
奏章的核心，围绕“鼓励工商、恢复生产”展开，提出了三项具体建议：
“其一，保护工匠，恢复百业。”
他写道，
“洛阳乃至河南，本为天下通衢，工巧繁盛。
然经战乱，工匠或死或逃，百业凋零。
当务之急，须大力招抚、优待工匠。
可颁下王令，给予优秀匠人特殊待遇，免其徭役，赏其技艺，授以‘工师’之名号。
由王府出面，组织他们恢复陶瓷、纺织、冶炼、造纸等民生所需之产业。
初期或可由王府提供原料、包销产品，待市场复苏，再逐渐放开。
工匠有活路，则器物可成；
器物可成，则交换可兴；
交换兴，则市井活。”
“其二，鼓励商贸，流通血脉。”
这是针对市场死寂的关键。
“须主动营造安全、有序的商贸环境。
公告周边州县，凡来洛阳交易之商贾，闯军提供路途保护，入城减免部分市税、关税。
设立官办市集，派兵维持秩序，严厉打击欺行霸市、抢劫勒索之行径。
允许民间开设店铺，只要依法纳税，便予以保护。
商路通，则物资可聚；
物资聚，则物价可平；
物价平，则民心可安。”
“其三，整顿金融，重树信誉。”
直面最棘手的货币问题。
“当前劣币泛滥，信誉尽失，非雷霆手段不能整顿。
可尝试由闯王府主导，发行新币。
精选良铜，足斤足两，铸以精美纹样，刻‘新顺通宝’字样，定为官方唯一合法货币。
以王府库藏金银或未来税收为担保，承诺足值兑换。
同时，严厉禁绝私铸劣钱，限期收缴旧币，按一定比例（哪怕较低）兑换新钱。
此举虽初期艰难，耗费颇巨，然一旦新币信誉建立，则金融可稳，市场可信，长远之利，不可估量。”
他在奏章最后恳切地强调，这些措施见效虽慢，却是“固本培元”之策，是真正摆脱“流寇”习气、走向“王业”的基石。
与其耗尽库存去支撑一场不知胜负的远征，不如先扎扎实实经营好河洛根本之地。
写罢，他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他将奏章密封好，这一次，他选择了相对正规的渠道，通过王府的文书递送系统呈报，希望能被郑重对待。
然而，奏章送入银安殿，便如同泥牛入海，再无回音。
此刻的福王府内，是怎样的光景呢？
李自成正全身心沉浸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新顺王”的冕旒虽已戴上，但登基大典的余热未散，各种繁琐的礼仪、封赏、以及最重要的——
下一步“北伐京师、直捣黄龙”的军事部署，占据了他全部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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