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轱辘碾过冻得邦硬的雪路，“嘎吱”一声停在老道班门口时，我的牙都跟着打颤。九十年代末的东北林场，早没了前些年的热闹，镇子口的大烟囱不冒烟了，街面上的土房塌了一半，连狗吠声都稀得像抽了筋。我裹紧了爹留的旧军大衣，拎着半袋从县城买的馒头，踩着没膝的雪往山根下走——那是咱家老宅子的方向，也是我打小发誓再也不回的地方。
爹走得突然，在矿上挖煤时被顶板砸了，矿上给的抚恤金刚够还完他欠的酒债。村长托人带信来，说老宅子再没人管就得被村里收走，让我回去拾掇拾掇，能卖的卖，不能卖的一把火烧了也干净。我攥着那封皱巴巴的信，在出租屋里坐了三天，最后还是买了张往林场的票。不是念旧，是觉得爹这辈子活得窝囊，总不能连个埋骨灰的念想都没了。
老宅子在山坳里，离镇子还有二里地。雪下了半宿，把院门上的木牌都埋了，我扒开雪一看，“林家宅”三个字的漆皮掉得只剩轮廓，木头都朽成了深褐色，像极了太奶奶临死前的脸。推开门时，门轴“吱呀”一声，惊得树上的雪“扑簌簌”往下掉，灌了我一脖子凉。院子里的柴火垛塌了半边，歪脖子柳树的枝桠戳向天空，树皮裂得像老人手上的口子，地上的雪没被人踩过，平平整整的，只有风吹出的波纹，像撒了一层白面粉。
进了屋，一股混杂着霉味、烟味和土腥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呛得我直咳嗽。借着雪光往屋里瞅，八仙桌蒙着厚厚的灰，桌上的搪瓷缸子锈出了洞，墙角的炕柜门敞着，里面的旧衣裳烂成了棉絮。最显眼的是墙上挂着的猎枪，那是爷爷留下来的，枪托磨得油亮，枪口对着门口，像是还在守着这个家。我走过去摸了摸，冰凉的金属触感顺着指尖往上爬，突然想起小时候太奶奶总说，这枪是镇宅的，能打走山里的“脏东西”。
太奶奶是我记事起家里最神秘的人。她裹着小脚，一辈子没出过林场，脸上的皱纹里像是藏着永远晒不干的泥。她不跟人唠嗑，每天天不亮就往地窖里钻，出来时身上总带着股咸腥味。那时候我跟在她屁股后面问，地窖里有啥，她就用拐棍敲我的头，说“小孩子家别瞎问，盐是命根子，得好好守着”。后来太奶奶在一个冬天的夜里没了，爹把地窖锁了，说里面的腌菜都烂了，再不让我靠近半步。
第一天晚上，我在东屋的炕上凑活了一夜。炕早凉透了，我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堆在身上，还是冻得直打哆嗦。窗外的风声像哭，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刮过窗棂时“呜呜”的，像是有人用指甲挠木头。迷迷糊糊间，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嚼东西，“嘎吱嘎吱”的，从墙角传来，又轻又有节奏。我猛地睁开眼，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雪光从窗纸的破洞里透进来，照出八仙桌的影子，像个蹲在地上的人。
“谁？”我喊了一声，声音在空屋里荡开，撞在墙上又弹回来，变成细碎的回音。嚼东西的声音停了，只有风声还在刮。我摸过枕边的打火机，“啪”地打着，火苗子晃了晃，照亮了墙角——除了堆着的几个破麻袋，啥都没有。“肯定是老鼠。”我骂了自己一句，把打火机攥在手里，可再躺下时，却怎么也睡不着了。那声音太有规律了，不像老鼠瞎啃，倒像有人在细嚼慢咽，每一下都咬得很实在。
第二天一早，天放晴了。我爬起来生炉子，才发现煤桶是空的，柴火垛里的木头也潮得点不着。想着得找点干柴，突然想起地窖里好像堆着爷爷当年劈的硬木。爹锁地窖的那把铜锁早就锈死了，我找了把斧头，砸了半天才把锁劈开。掀开厚重的木盖板时，一股浓重的霉味混着咸腥味涌了上来，比屋里的气味更冲，呛得我眼泪都下来了。
地窖里黑黢黢的，我把打火机凑过去，火苗子被风吹得歪歪扭扭。木梯子的横档都朽了，踩上去“吱呀”作响，我扶着潮湿的土墙，一步一步往下挪，脚刚沾地，就踢到了个硬邦邦的东西。弯腰一摸，是个粗陶坛子，肚子大脖子细，外面包着层厚厚的包浆，像是被人摸了几十年。坛子口用红布封着，红布都褪成了褐色，上面系着根麻绳，打得是我从没见过的结。
“这老太太，腌个菜还这么多讲究。”我嘀咕了一句，想起太奶奶当年腌的酸菜，酸中带脆，配着猪肉炖，能吃整整一个冬天。爹说太奶奶走后，地窖里的酸菜都烂了，可这坛子看着好好的，说不定里面还有存货。我饿得肚子咕咕叫，想着要是有酸菜，就着带来的馒头，也能对付一顿。
解开麻绳时，红布“刺啦”一声裂了，像是放了很久的绸子。我屏住呼吸，把红布扯下来，一股异样的咸腥味扑面而来，不是酸菜的酸，也不是盐的咸，倒像是海水晒过的味道，带着点说不出的腥气。坛子口蒙着一层油纸，我把油纸掀开，借着打火机的光往里瞅——里面是满满一坛子盐水，水清亮亮的，泛着淡淡的白光，可水里泡着的，根本不是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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