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建国,村里人都叫我建国。今年开春,我在城里经营的小餐馆倒了相,处了五年的对象也跟人走了。双重打击之下,我像只被抽空了魂的躯壳,拖着行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东北老家——靠山屯。
村子还跟记忆中差不多,土坯房、苞米楼子、冒着炊烟的烟囱,只是我家的老屋破败得厉害。爹妈前年跟着弟弟去了城里,老屋常年空着,西厢房塌了半边,正屋的房顶也漏了雨。村长德胜叔叼着烟袋锅子,眯眼瞅了瞅:“建国啊,你这屋得住人拾掇拾掇,咋也得三五天。要不,你去你猛子哥家挤挤?”
猛子是我光腚娃娃,比我大两个月,性子就跟他的名一样,虎了吧唧,天不怕地不怕。他一听就咧开大嘴笑了:“挤啥挤,俺家那炕小,睡不下俩大老爷们儿。俺知道个好地方,宽敞!”
德胜叔问:“啥地方?”
“就村东头山脚下,那老知青点呗!”猛子满不在乎地说。
德胜叔的脸瞬间沉了下来,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得邦邦响:“胡闹!那地方是能住人的?你小子别瞎嘚瑟!”
“哎呀,叔,都啥年代了,还信那些个老黄历?”猛子不以为意,“那房子结实着呢,不就是空了几年嘛,收拾收拾比俺家还强哩!”
我心里也有些膈应。那知青点我知道,我们小时候那就是孩子们的禁地。红砖墙围成的大院子,里头一排七八间土坯房,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最后一批知青返城后,那里就彻底荒废了。小时候路过那边,总觉得那院子比别处阴冷,窗户黑洞洞的像没了眼珠子的眼眶。老人们也常说那地方“不干净”,具体怎么不干净,却都语焉不详,只反复告诫我们小孩不许靠近。
“到底咋回事,德胜叔?”我追问。
德胜叔叹了口气,皱纹深刻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陈年老账了,提它干啥。反正那地方邪性,尤其那几铺炕,睡不得人。你们听叔的,准没错。”
猛子却来了劲,非要问个究竟。德胜叔被磨得没法,含含糊糊地说:“那炕……睡不得人。以前也有不信邪的后生去睡过,结果……唉,都说半夜有东西拱被窝,开灯又啥也没有。邪门得很!反正你们别去就对了。”
他越这么说,猛子那逆反心理越重,拍着胸脯对我说:“建国,别怕!都是自己吓自己。指定是耗子啥的。那地方又大又清静,咱俩去住一晚,就当给你看房子了,顺便也破破这老谣传!”
我本来心里就打怵,但看着猛子那跃跃欲试的样子,再加上自己刚在城里栽了那么大跟头,一股说不清的晦气和自暴自弃涌了上来。去他娘的,还能有比赔光家底、被女人甩了更倒霉的事吗?鬼又能比人更可怕?心一横,我便对德胜叔说:“叔,我们就去看看,要是不行再回来。”
德胜叔看着我们,摇了摇头,嘟囔了一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背着手走了。
那天下午,我和猛子就扛着扫帚、抹布,拎着两床被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东头走。越靠近山脚,人烟越稀,路两旁的杂草越高。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荒草棵子上,显得格外孤寂。
知青点就在山脚下的一片空地上,孤零零的。红砖围墙很多地方都塌了,铁大门早就不知去向,只剩下两个锈迹斑斑的门垛子。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蓑草,风一吹,哗啦啦响。一排土坯房坐北朝南,窗户都没了玻璃,用破木板或旧塑料布钉着,像一块块难看的补丁。
猛子挑了中间那间看起来最完整的房子,一脚踹开了虚掩着的木门。门轴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一股混合着霉味、尘土味和某种说不清的阴湿气味扑面而来,呛得我直咳嗽。
屋里光线昏暗。靠窗是一铺贯通南北的大通炕,炕面是土的,坑坑洼洼,铺着一领破旧不堪、满是窟窿的烂炕席。炕梢堆着些不知名的杂物,盖着厚厚的灰尘。墙壁被烟熏得黑黄,还残留着一些模糊的标语字迹,隐约能辨认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字样。墙角挂着厚厚的蜘蛛网,地上散落着碎砖头和瓦片。
“咋样,够宽敞吧?”猛子咋咋呼呼地开始动手收拾,“把这炕席扯了,炕上扫扫,地上归置归置,绝对能住人!”
我心里那股不安感越来越强,这屋子给人一种极其压抑的感觉,仿佛空气都比外面粘稠沉重。但话已出口,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手。
我们扯下那领烂炕席时,扬起漫天灰尘,露出底下干裂的土炕面。我注意到炕面上似乎有一些浅浅的、凌乱的印子,但看不真切,也没多想。我们把屋子简单打扫了一下,把窗户上的破木板整理好,至少能挡风。天快擦黑的时候,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暖水瓶里倒了热水,就着咸菜啃了俩馒头,就算解决了晚饭。
没有电,猛子不知从哪翻出来半截蜡烛,点上了。豆大的火苗在空气中摇曳不定,把我们的影子扭曲地投射在墙壁上,忽大忽小,更添了几分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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